最早对茶艺人数提出明确要求的是陆羽。《茶经》说：“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座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以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通过陆羽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陆羽所设计的煮茶器皿，一次只能煮出三至五碗合乎标准的茶。这样看来，唐代人饮茶时人数一般应不会超过六人以上，至少陆羽是这样要求的。明朝的张源在《茶录》一书中提出：“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现代的茶人们在古人的基础上提出：独饮得神、对饮得趣、众饮得慧。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饮茶活动很难规定具体的人数，而人数的不同，人们所领略到的茶的趣味也不一样。
（一）独饮得神
卢仝收到朋友孟谏议差人送来的新茶非常高兴，于是关上他的柴门，一个人在家里煎茶吃，而且一气吃了七碗，并写下了著名的长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关于七碗茶的描写又是著名的片段：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唐代人饮茶基本是大碗茶，那茶碗与武松过景阳冈时喝酒的酒碗差不多大。卢仝用这样的茶碗，这样的喝法，明清人一定会讥之为“牛饮”“驴饮”，即使是在人们普遍用大碗喝茶的时代，这样的饮法也是让人侧目的。南北朝时王肃饮茶一饮一斗，被人们嘲之为“漏卮”，“卮”是一种杯形的容器，“漏卮”就是一个漏底的杯子。卢仝没有因为“牛饮”“驴饮”被人们嘲笑，他的这首诗反而因为对茶的功效的赞美而被广为传唱，诗也被称为《卢仝茶歌》，直至宋朝还在乐坊间流传。
卢仝是唐代著名的道士，一个在山间隐居的人，但也不能仅看作是一个隐居的修道者，他的交友极为广泛，送他茶叶的孟谏议是一个官僚，他还与当时的宰相王涯关系密切。因此，卢仝的隐居是一种结交权贵的手段，他是一个走在终南捷径上的人。太和九年，榷茶宰相王涯在“甘露之变”中被杀，当时卢仝正住在王涯家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卢仝也在这次政变中被杀。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卢仝是这样描写他收到孟谏议茶后的欣喜与迫不急待的心情的，他的“自煎吃”还因为周围没有可以与他分享的人。小道童肯定会有，但那是帮他煎茶的人，不是陪他喝茶的人。卢仝饮茶所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得到的是一个修道者所期望的境界——“两腋习习清风生”。
苏轼的独饮又是一种境界，宋人笔记里有他一篇妙文：
“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脍，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
苏轼的仕途一直不得意，屡遭小人陷害，后被发配到海南，但从上面的引文来看，他饮茶时的心态是开朗的、放达的，正如他在一首词中所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东坡先生此时在何处？是在海南还是在黄州？不管在哪里，可以看得出的是他生活得很惬意，虽不能在政坛上张扬他的个性，生活中却是一如既住的个性张扬。餐饭所供的都是南方的美食，吃相也很豪爽，不用筷子而用刀。吃饱以后，用天下第一的谷帘泉烹最好曾坑斗品茶。饮茶之后，解衣而卧，露出他装满不合时宜的肚皮，让人朗诵他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其乐何如！只是在这放达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无奈呢！
南宋陆游的饮茶又是一种境况。淳熙十三年，62岁的陆游来到临安，等候皇帝的召见，此时的他已不再有少年时“万里觅封侯”的豪情，他对于朝廷北伐已经不报太大的希望了。他在百无聊赖中写下了著名的《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分茶是宋代的茶艺游戏，通过茶筅的搅动可以在茶汤表面的浮沫上形成花鸟虫鱼的图案，南宋的临安城里有以分茶为职业的。许多饭店也都被称为“分茶酒店”，颇类似今天的茶餐厅。两宋时期，分茶是很流行的休闲活动，蔡襄、宋徽宗、苏舜元、显上人等人都是分茶的高手。铺天宣纸很随意地涂写草书，摆开茶具闲适地调弄着茶汤，这应该是太平盛世的清玩，而当时的南宋却是个偏安一隅的朝廷，是个不思进取的朝廷，朝野上下“只把杭州作汴州”。陆游从茶中品出了什么？是报国无门的寂寞与痛苦。小楼听雨、闲作草书、晴窗分茶都是消磨人生的手段。不如此又能如何呢？他这次来已经感觉到了“世味年来薄似纱”，感到理想实现的遥遥无期，他已经有点后悔来这里，盼着早日回到家乡去。
现代茶人说“独饮得神”，这里的“神”是对于自己内心的观照，是对于世情哲理的感悟。于是闲适的卢仝品味到了闲适，放达的苏轼品味到了放达，寂寞的陆游品味到了寂寞。但三人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有一颗沉静的心，只有这样的心态才能观照自己的内心。当然独饮还会有其他的感悟，一个初次饮茶者独自体会到茶的滋味时会有一种莫名的欣喜，刚完成一项繁重工作的人独自饮茶时会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在读了一段哲理的文章后，独饮一杯茶可能更易理解“茶禅一味”的理论。“独饮得神”，与茶有关，更与心情、心态有关。图5-1表现的是一种独饮的境界。
图5-1 元·赵原《陆羽烹茶图》
（二）对饮得趣
独饮可以得神，但喜欢独饮的人毕竟不多。一人独处，在安静的心境及环境中会有一些思想所得，但他的这些心得却找不到倾诉的对象，使饮茶者原本就寂寞的心更加寂寞。因此，如果心绪较为郁闷的时候，独饮就会显得有些无趣。(www.xing528.com)
对饮就不一样了，知己对坐，可以品评茶道，可以促膝谈心，可以纵论世道人心。这样的对饮在知己之间是很有吸引力的。图5-2表现的是两个高士停琴啜茗。唐代的诗僧皎然与茶圣陆羽是朋友，当陆羽寓居金陵时，皎然住在浙江苕溪，皎然和尚经常去金陵探望陆羽，两个人一起品茶谈诗。古人云：“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说的就是这样的朋友吧。古代两个人饮茶时，会产生一些思想的碰撞，但也可能会有一种无言的乐趣，两个朋友到了一起，喝喝茶，写写字，下下棋，听听音乐，就可以消磨掉一段时光，而这样消磨掉的时光往往会让人感觉很充实。
图5-2 明·陈洪绶《品茶图》两个高士停琴啜茗
对饮首要的问题是知己的难得，退而求其次，找个志趣相投的人也可以。一般来说，知己及志趣相投者不一定是一个等级的人，但一定是品位相同的人。如俞伯牙与钟子期，一个是高官，一个是平民，两人却能成为高山流水的知音，靠的是相似的艺术趣味。
明代的张岱与闵汶水之间的情谊是茶艺中的高山流水。闵汶水是一介平民，张岱则是一位世家公子。张岱听说了闵汶水的茶艺后前去拜访，到了闵汶水所住的桃叶渡，等了许久，闵汶水才归来，张岱一看，原来是一个婆娑老者。才说两句话，老人就借口找拐杖离开了，很久之后才回来，发现张岱还在等他，就问：“客人还在这里啊！有什么事吗？”张岱说：“我仰慕你的茶艺很久了，今天喝不到你的茶，我是决不会离开的。”老人一听很高兴，于是很快地煮好茶。两人在室内坐下，赏鉴茶具，品味茶韵。张岱对闵汶水所烹的茶赞不绝口，问他：“这是什么茶？”老人说：“阆苑茶。”张岱再尝了一口，说：“不要哄我了！这是阆苑茶的制法，但味道不像。”汶水忍住笑说：“那您说是什么地方所产？”张岱又尝了一口，说：“怎么那么像是罗岕茶呢？”汶水吐着舌头说：“神了，神了！”张岱又问：“水是什么水？”汶水说：“是惠泉。”张岱说：“又哄我了！惠泉从那么远运过来，怎么还像是新汲的一样呢？”汶水说：“不敢再哄你了，我在取惠泉水时，先将井淘尽，等到夜里新泉冒上来时，立刻汲取。运水的时候，在瓮底放入山中石头，待顺风时用船运来，这样，就算是普通汲取的惠泉水也要逊它一头呢！”然后，又重新烹了一壶茶给他斟上：“您再尝尝这个。”张岱尝了之后，说：“如此芳香甘洌，味道浑厚，是春茶吧？刚才烹的是秋茶了。”闵汶水大笑道：“我活了七十年，还没见过像您这样精于赏鉴的。”此后，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闵汶水逝后，张岱在给精于茶道的胡季望的信中感叹道：“金陵闵汶水死后，茶之一道绝矣！”
除了知己，夫妇也是饮茶的伴侣。夫妇对饮与知己对饮不同，除了在艺术情趣上的相投，夫妇之间的感情和谐也是很重要的。宋代李清照与其夫赵明诚屏居乡里，两人每日以校勘图书、品评字画、鉴赏古董为乐。经常在饭后闲暇时烹上茶，对着堆积的典籍，说什么事在什么书的哪一页第几行，谁说对了谁就先饮茶。李清照的记忆力很好，经常一说就中。言中者常高兴得举杯大笑，以至于把茶倾覆于怀中，反而喝不到茶了。这是李清照最怀念的一段时光。多年后，她在写《金石录》时，想起了与丈夫琴瑟和谐的这段日子，说：“甘心老是乡矣！”李清照与赵明诚是情意相投的夫妻，也是情趣相似的知己。李清照与赵明诚的这段光阴是衣食无忧的，这是他们可以读书、赏鉴、行茶令的重要条件。清代沈复与妻子芸娘的饮茶则完全是寻常人生活中的乐趣。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载：
“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沈复是个生活拮据的寒士，妻子也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在夏日的晚上，妻子把少许茶叶放到荷花中去窨，第二天早上，再用收集的雨水泡出来。在生活的重压下能如此优雅，需要的是一种淡定的生活态度，需要的是夫妇之间相濡以沫的情谊，当然也需要一些闲情逸致。至于茶叶，倒不一定是什么好茶。
（三）众饮同乐
在晋唐之时，人们认为饮茶是件品味高雅的事，晋代的陆纳把茶当作道德修行的手段，陆羽也说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但茶会之类的场面还是要比独饮、对饮的情况更受人们欢迎。独饮与对饮都是寂寞的茶事，许多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喝茶才是中国人的最爱，这也符合传统的娱乐观念——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从一开始，茶艺就是一种多人娱乐的活动，陆羽在设计茶具时，也是按照多人饮用要求来设计的。明代的张源说多人饮茶有三种情形：“趣、泛、施”，现代的茶人则将之总结为“众饮得慧”。
《世说新语》中有一则故事：“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当时茶已经开始在社会上层流行，虽还没有唐宋时的盛况，但也为好多人所喜爱。王濛是喜欢与客人们一起饮茶的，而他的那些客人们虽不太习惯这样的热情，但应该是喜欢这样的气氛的，说是“水厄”，不过是调侃罢了。当时好以“水厄”待客的还有桓温，据《晋书》载，桓温守扬州时，与下属宴会，只有七个菜，还有一些茶果，这可能是有明文记载的最早的茶会了。桓温是东晋的权臣，他的这一嗜好对于茶饮的推广作用是非常大的。
对茶会进行规范的是陆羽和常伯熊，《封氏闻见记》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陆羽的茶道有着浓厚的修行的味道，虽然他自己说可以如何变通，但对于普通的饮茶人来说，规矩还是太多了。常伯熊的润色一定是使茶道的趣味性增强，更适合大众的口味了。
使“众饮”成为与精行俭德的“独饮”和“对饮”同样地堂皇，佛教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封氏闻见记》，唐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许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在南北朝时，饮茶在北方并没有形成风俗，而且北方人看到南方人饮茶还会加以嘲笑，这种情况到了唐朝时却因为佛教对饮茶的提倡而得到根本的扭转。唐代的僧人经常举行茶会招饮文人雅士。唐代诗人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描述了当时茶会的情形：
“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
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
受宗教人士饮茶风格的影响，整个唐代的茶会都充满着清雅幽闲的风味。某年的三月三日，吕温与南阳邹子、高阳许侯等人的茶宴就是这样风味的代表：
“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茶砌，憩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闲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
再如钱起《与赵莒茶宴》所咏的茶宴也是这样的风味：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日影斜。”
这样风格的“众饮”到宋元时为之一变，成了一种极具娱乐性的游戏，这种变化起于福建。当时福建生产的蜡面茶、点乳茶以及团茶等，要通过斗茶来判断茶饼质量的高低，因宋元时期福建是贡茶的产地，所以当地斗茶的活动也随之风靡全国，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广泛流行。宋徽宗是斗茶中级别最高的高手，在朝会之余，他还常在皇宫里为大臣们点茶，蔡京在《保和殿曲宴记》记载宋徽宗召集了一些大臣去品茶，“至全真阁，上御手注汤，擘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为臣下烹调，震惕惶怖，岂敢啜之。上曰：可。”李邦彦在《延福宫曲宴记》也记载宋徽宗召几位大臣到成平殿饮茶，“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倾，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烹茶。’饮毕，皆顿首谢。”斗茶活动在宋元时成画家们的题材，南宋的刘松年以及入元的赵孟頫都曾画过斗茶图（图5-3）。在他们的画作中，斗茶者的快乐、专注跃然纸上。
图5-3 元·赵孟頫的《斗茶图》
唐宋时，中国的茶文化传到了日本，日本国内的饮茶方式及热闹的场面与中国一脉相承，而且比中国茶会更热闹、更具有游艺性，他们不仅仅斗茶艺，也斗茶具。热闹的日本茶会到了千利休时期，被改造成为“和、静、清、寂”的佗茶道，饮茶也由娱乐变成了一种修养。这样风格的日本茶道在丰臣秀吉时期曾有过一次盛会，在京都的野松林下，丰臣秀吉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茶会，持续十日之久，煮水的沸声传出很远。
在中国，明朝以后，茶文化由宋元时的浮华转而返朴归真，不再崇尚斗茶、分茶之类的娱乐，但“众饮”的乐趣却丝毫未减。《红楼梦》中妙玉在栊翠庵主持的那场茶会是典型的贵族、文士风格，参与饮茶的诸人在一起品水、品茶、品具。寻常的众饮场面以茶馆为最常见了，这是个众人杂处的地方，来者身份地位往往相差悬殊，常见王子贝勒与贩夫走卒同座饮茶而不以为侮。清代京城里的闲散旗人早晨盥洗之后就来到茶馆喝茶，相互见面也问：“喝过茶了吗？”从早晨到下午，茶馆中都是高朋满座，街谈巷议，溜鸟斗虫，完全是一个信息交流的场所，也是一个流言充斥之地。扬州的茶肆也是一派热闹景象，据《扬州画舫录》载，当时城内的明月楼茶肆以淮水泡茶，名声不小，来此饮茶的人往来不绝，人声噪杂，再加上人们提的鸟笼中的鸟鸣，以至于隔座的人说话要以眼代耳。清时某道边茶亭有一对联云：“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尔我；两头是路，饮一盏各自东西。”茶意淡然，浅语通禅，可作众饮之乐的注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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