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尤其是皇家的茶具与前两者的风格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可以用一个“贵”字来概括。
这个“贵”首先是工艺上的独一无二，我国历代都有专门进贡皇家的专用器皿，它们的生产工艺密不外传，茶具也是这样的。唐代有专贡皇家用的秘色瓷，釉色如青玉，晶莹润洁，存世极少。晚唐时徐夤得到一件秘色瓷茶盏，作《贡馀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更有名的是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青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越州窑本是产青瓷之地，这秘色瓷更是青瓷中的上品，是唐代最高档的青瓷茶碗。宋代的汝窑茶具也是青瓷一类，在宋朝瓷茶具中地位很高，南宋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汝州为魁”，汝窑烧造时间仅从宋哲宗至徽宗的二三十年，当时人已经感叹汝窑的难得。定州的白瓷茶具在烧造时碗口不施釉，所以粗糙，宋人称为芒口，匠人们为这样的茶具镶上一条细细的银边，既掩盖了芒口，又为茶具增加了装饰美。明代郑和下西洋，带回来不少矿石作青茶料，基本用在御用瓷器上。永乐宣德时期官窑的颜色釉为茶具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如图3-46的釉里红鱼纹高足杯与图3-47的铜红釉僧帽壶，只是这样的亮彩在民间难得一见。明代中后期的贵族茶具工艺日渐繁复，如描金茶具、景泰蓝茶具等，图3-48是明代皇家御用的三彩龙纹描金壶，充分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奢糜。
图3-46 釉里红鱼纹高足杯
图3-47 铜红釉僧帽壶
图3-48 三彩龙纹描金壶
其次，“贵”表现在茶具材质的昂贵。唐僖宗送给法门寺的供佛的鎏金银茶具，工艺极其精美，是唐代最高档次的茶具。其中的琉璃茶碗拓子是一件受西域玻璃器影响的茶碗，与其一起出土的都是伊斯兰的玻璃器，由此可见当时唐代宫中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情况。这一套茶具包括茶碾、茶罗、茶则、茶碗、贮茶笼、茶盒、盐台、盐匙、银火著等，见图3-49。看见这一套茶具，就可以想象出唐代皇室贵族的奢侈的饮茶场面。宋代的官僚贵族所用的茶具的材质也是很贵重的，但相比唐代又有区别，更有针对性。宋代蔡襄在《茶录》中提及“砧椎”“茶钤”“茶碾”“茶匙”“汤瓶”时都主张用金银材质的，《大观茶论》也认为“碾以银为上”“瓶宜金银”，但出于点茶需要，蔡襄所用的银茶匙在这里已经被竹制的茶筅所替代。在明清时期，贵族阶层所用的茶具常有描金工艺，当时的描金工艺是将金粉融在橡胶水中，成本较高，寻常人家是难以承受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金银彩绘茶具在贵族及富裕的大户人家盛行，盛世气象与奢糜华贵得到充分体现。直到清代后期，德国人居恩发明的化学“金水”传入中国，弥补了传统描金工艺成本高的缺陷，金银彩绘茶具才开始在较大范围内普及。珐琅彩瓷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宫廷御用瓷，诞生于康熙中期，用的是进口彩色料。珐琅彩瓷是仿制铜胎珐琅器而来，其白瓷胎由景德镇烧造，然后在北京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绘彩、上釉、烧制。图3-50是清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绘花卉图案开光山水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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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9 仿法门寺鎏金银茶具
图3-50 珐琅彩绘花卉图案开光山水茶壶
“贵”还表现在对色彩与图案的运用方面。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颜色与图案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汉代火德，颜色以黑红为主，本章图3-1的“君幸酒”漆器耳杯就是对此很形象的一个注解。从唐代以后，黄色作为皇家专用色的地位逐渐确立，龙凤图案的政治地位也越来越高，宋朝造龙凤团茶的一个目的就是“以别庶饮”，到明清时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代，黄色作为皇家的专用色，在皇室内部使用时的区别还不是太大，但到了清朝，在皇室内部也有了更明确的规定，只有皇帝才能使用明黄色，其他的皇室成员不能使用纯黄色的器皿，这一制度当然也反映在茶具上。图3-51的黄釉暗刻龙纹盘即是乾隆帝饮茶时用来盛放点心或果品的。图3-52的黄底绿龙花口盘应是皇室的主要人员使用的。龙的图案在中国古代是普遍使用的，皇室的龙是五爪金龙，而民间的龙是四爪，二者不能搞混的。图3-53的一组珐琅釉紫砂壶为康熙御制，色彩以红黄为主，虽然没有龙凤图案，但皇家的玉堂富贵的尊贵气象却是一点也不少的。
图3-51 黄釉暗刻龙纹盘
图3-52 黄底绿龙花口盘
图3-53 康熙御制珐琅釉紫砂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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