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现实的微妙关系：探索怀尔德剧作

《兄弟情》（Brother Fire，1916）写于1916年，是怀尔德剧作集中写作年份最早的一部作品。全剧设置了三个人物：农妇安农齐亚塔、农妇的女儿伊索拉、他们的朋友弗朗西斯。剧作一开场便直入主题，正在做饭的安农齐亚塔对伊索拉发出警告：“小心，小心！不要离火这么近。总有一天你会掉到火里去的，到时候，除了鞋，你什么都不会留下。”而伊索拉受到弗朗西斯的影响，明确表示她喜欢火，因为“火是我们的兄弟，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安农齐亚塔见弗朗西斯从山上下来，身上湿透了，便招呼他来吃饭，在火边取暖，给他盖上皮毛毯。安农齐亚塔出去后，弗朗西斯激动地向伊索拉讲述着山上的见闻，以及自己对火的独特认识：“它散发的温暖其实是它感到饿了。”为了喂饱火，弗朗西斯把斗篷丢进了火里。自己身上着了火后，弗朗西斯仍对火心醉神迷，怪安农齐亚塔毁了火的晚餐。

在情境构建上，怀尔德关注的是人物关系的发展。剧中，弗朗西斯显然不是第一次“上山”，从安农齐亚塔的口中，我们能察觉到，弗朗西斯上山这一事件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但剧作并没有在此事件上作文章，而是将此事件作为一个引子，引出安农齐亚塔、伊索拉和弗朗西斯三人之间关系的展开。因为弗朗西斯上山受了凉，所以安农齐亚塔才会招呼他进来吃饭取暖，伊索拉才会询问他上山的见闻，才会聊起火的话题。至于上山本身意味着什么，剧中没有作出交代，这也是此剧会给人带来神秘之感的原因。但要注意的是，怀尔德意图是在展现安农齐亚塔、伊索拉、弗朗西斯的关系。伊索拉深受弗朗西斯的影响，喜欢火；安农齐亚塔尽管对弗朗西斯颇有微词，在见到他身上湿透时，仍会给予他关心和照顾；弗朗西斯沉迷于对火的崇拜，置现实利弊于不顾，也完全不理会安农齐亚塔对他的责怪……

怀尔德早期的创作灵感，往往是来自自己广泛的阅读。弗朗西斯是教会史上的著名圣徒，《兄弟情》的剧名也取自弗朗西斯的祈祷诗《太阳的颂歌》：“让我赞美你，我的上主，于我的兄弟情之中，于其中你照亮了夜晚。他如此美丽，如此欢欣，如此有力，如此坚强。”^[4]怀尔德在剧中沿用了弗朗西斯对火的这种崇拜和赞美，但同时，通过安农齐亚塔这个人物，又不断指出了火在现实生活中的危险性和不可亲近，要女儿远离火，不要玩火。安农齐亚塔对弗朗西斯已经非常了解和熟悉，所以她在知道女儿喜欢玩火是受弗朗西斯影响后，仍没有阻拦女儿和弗朗西斯的交往，还邀请他来吃饭。在扑灭掉弗朗西斯身上的火之后，安农齐亚塔仍给他端来一碗热肉汤。可见，安农齐亚塔对弗朗西斯是友善的。但对火的态度上，安农齐亚塔有她自己的角度和看法。她质问道：“我应该把所有动物都杀掉，扒下他们的皮毛，然后一个接一个喂给火吗？是不是喂给它吃路边最好的松树都还不够呢？”“我们必须把那些能长久温暖我们的东西贡献给只能让我们暖和一小会儿的火吗？”在安农齐亚塔看来，对火的崇拜和信仰是一回事，现实的生活逻辑又是另一回事。

《兄弟情》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作者在剧末写着“如此等等”的字样，表示这部作品没有写完。但我们仍然从中看到，年轻的剧作者由自己的生活感悟出发，敏感地体味到了信仰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微妙关系，并试图通过寓言化的方式来表现出这种微妙性。

《生为诗人》（Nascuntur Poeta，1921）的剧作内容非常简单：小男孩被选中作为继任者，他迫切地想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一个穿深红色衣服的女人告诉他，“不要对生活这么着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无家可归”，会“永远受到阻碍”。男孩害怕得发抖流泪，想拒绝任命：“生命的尽头到底有什么，值得我去忍受这样的痛苦？”但是已经太晚，一旦被选中，他就别无选择。

剧作虽然设置了三个人物：男孩、穿斗篷的女人、穿深红色衣服的女人，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男孩和“生活”这个角色的对话。一个刚知事的孩子，在人生之路即将展开之时，怀着无限好奇和兴奋。“欢笑和痛苦、琐碎和神圣，会同时等着你。你会走出你的路，在经历成千上万次的困惑和坎坷后，你会得到生活的感悟，知道生活的意义。”生活中充满了笑和泪，也充满了琐碎和神圣，生活是复杂的。人生下来，就面对着这样的世界，无法逃离，只能艰难的走下去。男孩在开始时着急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迟迟不动”，但在穿斗篷的女人要带着他即将启程的时刻，男孩却发出了祈求：“再停留一会儿吧，我还不够勇敢。”在庞然的未知生活面前，人又不免表现出恐惧和胆小。(www.xing528.com)

“男孩”“穿斗篷的女人”“穿深红色衣服的女人”这三个身份非常模糊的人物，让此剧充满神秘的色彩，也带有了象征的意味。剧中，男孩与两个女人的关系，实质是“被引导者”与“引导者”的关系。男孩不停向女人发问：“是因为我有什么样的天赋才会被选中呢？我是用泥土做的还是被画出来的？我是会唱歌还是会表演滑稽剧？”但引导者都不予回答，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不禁令人想起这世界中某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人走向未来。引导者只告诉男孩，他将过上“人的生活”。男孩对未来好奇、害怕、恐惧的心理历程，也是所有“人的生活”的基本历程。

在现实的宗教生活里，人们向上帝祈祷，请求上帝的力量给予他们帮助。怀尔德却在《仆人名叫马勒古》（Now the Servant's Name Was Malchus）中为上帝、为“天国”中的人设想了一个情境，来展现他们对人类的认知。视角的反转，使得此剧在情境设置上非常有趣。上帝在其住所的窗户前，观看着宇宙的运转，处理人类发来的求助。仆人马勒古来找上帝，想将自己从《圣经》中除名，以免被人类嘲笑。上帝非常爽快地同意了这个请求。但随即，上帝也向马勒古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在人类眼里，他也很可笑。马勒古收回了刚才的请求，答应陪着上帝一同被人类嘲笑。

这部剧中，怀尔德用超越尘世的眼光，以俯瞰的角度、以上帝之眼来看待地球上的生命。人们总是不断陷入险境，不断祈求天国的帮助，天使长加百列一进门就给我们的神带来几封紧急的请愿书：一个上校漂浮在孟加拉国海上的竹筏上；莫斯科的一个寡妇和她两个女儿；罗马的一位女士……他们都是排着队来向上帝祈求帮助的人。上帝处理完了马勒古的事情之后，加百列又立即向他汇报：孟加拉国海上的竹筏已经翻了，上校很快就会来这儿；莫斯科的那个女人……对这些处在生命危急关头的人来说，马勒古的那点事儿的确不算什么事儿。可是繁忙的上帝对马勒古没有丝毫的责怪，先让他看一眼那颗充满生命活力又麻烦不断的星球，再以他自己的同理之心来让马勒古主动放下自己那点小小的虚荣。没有命令，没有强求，只是委婉地让马勒古自觉到羞愧，自愿地、高兴地留下来。

除了天使长加百列在剧作开头和结尾进行过场性交待，全剧的所有对话都在上帝和马勒古之间展开，对话过程中，两人的关系经历了微妙的变化：从马勒古请求上帝到上帝请求马勒古。关系的转变，涉及的是另一层关系的展开。马勒古从前是地球尘世里大祭司的仆人，后来到了天国，做神的仆人。马勒古自认为自己右耳被割掉的故事总是为尘世人类所笑话，他希望改变他与人类的这种关系，才提出将《圣经》中他被割耳朵的这一页留白处理；上帝，每天应对无数次人类的求助，天国需要“花上几乎全部精力来满足它的需要”，但实际上，上帝也知道，人类对上帝半信半疑：“他们说我欺骗了千千万万的灵魂，他们在绝境中呼唤我，希望我像承诺过的那样去帮助他们。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像普通人一样地死去，他们的祈祷飘向了虚无的空中，因为我已经不存在了。我的承诺如此宏大，以至于他们认为我要么神圣至极，要么荒谬至极。”

剧作对上帝、马勒古的心理活动进行有趣的想象，建立起了多层对话的关系：马勒古—上帝，马勒古—人类，上帝—人类。人类对上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要么认为他神圣至极，要么认为他荒谬至极。而这两种极端态度都源于对上帝是否存在的认识，源于上帝那过于宏大万能的许诺。怀尔德在剧中将这种人类信仰的分歧以上帝之口说出来，让习以为常的角色产生错位之感，使一个本来严肃的信仰问题变得让人莞尔。在人类的非议和嘲笑面前，上帝选择了沉默和接受，不辩解、不申诉，这样的态度不是以说教的形式传达给马勒古，而是实事求是的口吻，让马勒古自觉领悟到其中的道理，自觉地放弃自己作为“神”的自尊心。一言以蔽之，此剧所讲述的道理和“思想”寄寓在上帝和马勒古两个人物关系的发展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