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顿·怀尔德剧作研究：生平与创作探索

桑顿·奈文·怀尔德^[1]（Thornton Niven Wilder，1897—1975），于1897年4月17日出生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父亲阿莫斯·帕克·怀尔德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成为一名著名的公共演说家和报纸编辑。母亲莎贝拉·奈文·怀尔德是美国废奴组织创始人之一亚瑟·塔潘的曾孙女，她没有读过大学，但在文学、语言学、音乐和艺术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怀尔德的父母定期在家举办经典文学作品的朗读，良好的家教让怀尔德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身为虔诚教徒的父亲，也非常关注家人的宗教生活。

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怀尔德曾于1906年和1910年两度来中国生活和学习。1911年，怀尔德回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奥哈伊的撒切尔学校就读。其间，他与人合写并导演了他创作的第一个剧本《俄国公主》（The Russian Princess），并饰演一个反派角色。转学至耶鲁大学时，怀尔德创作了长剧《喇叭即将吹响》（The Trumpet Shall Sound），并为报刊撰写戏剧评论，“批评因循守旧的情节剧和轻浮喜剧”。192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怀尔德到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学院学习考古学，与考古学家住在一起。一年后，怀尔德接受父亲的安排回到美国，成为新泽西州一所学校的法语老师，研究法语文学，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法语硕士学位。1928年，怀尔德的第二部小说《圣路易斯雷桥》（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同年11月，他出版了第一部短剧集《兴风作浪的天使及其他剧本》（The Angel that Troubled the Waters and Other Plays）。1930年，怀尔德接受芝加哥大学校长的邀请，前往教授古典文学和写作课程。同年他发表了小说《安德罗斯岛的女人》（The Woman of Andros），成为当时美国的畅销书。1931年，怀尔德出版了第二部戏剧集《漫长的圣诞晚餐及其他独幕剧》（The Long Christmas Dinner and Other Plays in One Act）。1935年，怀尔德发表小说《天堂是我的目的地》（Heaven's My Destination）。在接受采访时，怀尔德说他“打算暂停小说的写作，只写剧本”，他认为小说那种全知的声音是“对20世纪生活的无法控制”，而戏剧是“实现叙事形式的新手段”。

1938年《我们的小镇》在百老汇演出，受到了极大欢迎，同年获得普利策奖。1942年，怀尔德完成第二部长剧《九死一生》（The Skin of Our Teeth），并再次获得了普利策奖。

1942年5月怀尔德参加空军，三年后以中校身份退役，因健康原因他拒绝了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专员一职。1955年底，其改编的戏剧作品《鸳鸯配》（The Matchmaker）在百老汇上演了486场，创下了怀尔德的百老汇记录。同年，长剧《阿尔切斯达》（The Alcestiad）以《阳光下的生活》（A Life in the Sun）为名在爱丁堡戏剧节上演。1958年，怀尔德开始写作两个独幕剧系列剧：《人生七阶段》（The Seven Ages of Man）和《七宗罪》（The Seven Deadly Sins），均未全部完成。两部系列剧中的三部剧作：《阿西西来的人》（Someone from Assisi）、《幼年》（Infancy）、《童年》（Childhood）由美国著名导演乔斯昆特罗导演，在纽约格林尼治村布里克街的圆形剧场上演，后被称为“布里克街三部剧”（Plays for Bleecker Street）。1964年，《鸳鸯配》（The Matchmaker）被改编成音乐剧《你好，多莉！》（Hello，Dolly！）在百老汇上演。1967年、1973年，怀尔德分别出版了两部小说《第八日》（The Eighth Day）和《西奥菲勒斯北方》（Theophilus North）。1975年12月7日，怀尔德因心脏病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汉姆顿的家中去世。

从上文对怀尔德生平及创作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怀尔德的小说创作和戏剧创作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并同步交织着他的创作生涯。他获得美国文学界的认可，首先还是因为他的小说。总体上看，在戏剧方面，怀尔德一生共创作了近四十部剧作。其中收录于第一部剧作集《兴风作浪的天使及其他剧本》中的有十六部“三分钟短剧”，收录于第二部独幕剧集《漫长的圣诞晚餐及其他独幕剧》中的有六部独幕剧，另有三部原创长剧《我们的小镇》《九死一生》《阿尔切斯达》，一部改编长剧《鸳鸯配》，以及中后期创作的十三部独幕剧。仅从数量上看，怀尔德创作的剧作不算少。但其中有近一半是他早期作为学生时的习作，随后的六部独幕剧才能称得上较为成熟的作品，真正奠定怀尔德在戏剧史地位的仅有《我们的小镇》一部。《九死一生》虽也获得普利策戏剧奖，但在各类戏剧史著述中，此剧与《阿尔切斯达》均鲜少被提及。

中外学者对怀尔德的关注和研究也呈现出相应的特点。即首先起始于对《我们的小镇》的研究，然后逐渐将目光投向其早期的“三分钟短剧”和独幕剧。20世纪60至90年代，是国外怀尔德研究比较集中和丰富的一个时期。这类研究成果有《怀尔德学习期作品与主要剧作关系的批评研究》《桑顿·怀尔德：戏剧观念、戏剧创作与演出反响研究》《伦敦舞台上的尤金·奥尼尔、桑顿·怀尔德、阿瑟·米勒和田纳西·威廉斯》《怀尔德戏剧中的主题与结构》及《怀尔德与清教叙事传统》等^[2]。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国外研究者开始对怀尔德的传记、信件、日记等研究材料进行发掘，相继出版了《桑顿·怀尔德》《桑顿·怀尔德日记选1939—1961》《桑顿·怀尔德书信选》《桑顿·怀尔德自传》《桑顿·怀尔德一生》等^[3]。同时，学者们的研究角度更加全面，《大百科：桑顿·怀尔德的戏剧艺术》《桑顿·怀尔德和“世界戏剧”》两本专著都对怀尔德剧作中的象征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等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剧作受到了东方传统、欧洲经典戏剧传统以及美国本土风格的影响^[4]。

在国外关于怀尔德的研究成果中，目前被国内较为熟悉并深受其影响的研究成果是斯泰恩的《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三）》、阿瑟·米勒的《现代戏剧中的家庭》和斯丛狄的《现代戏剧理论》中对怀尔德的相关论述。

斯泰恩将怀尔德归属到美国表现主义流派，对他的几部作品进行介绍和论述。他认为怀尔德的三部独幕剧（《无了期的圣诞节大餐》《去往特伦顿与卡姆顿的快乐旅程》《希尔瓦萨号》）为他的大型剧创作“铺平了道路”。这一评价是比较准确的。这三部剧作中，怀尔德已经在对一些新的创作手法进行探索，并将这些探索集中运用在了《我们的小镇》之中。对于《我们的小镇》，斯泰恩的评价十分精练，谈及了人物、舞台呈现、表演方式、时空调度等几个重要的方面，奠定了现有怀尔德研究的基本论调。但他的论述过于简单，只给出了他的结论，而没有论证过程，使得他的论述显得抽象而难以理解。

在《现代戏剧中的家庭》一文中，阿瑟·米勒从形式和内容角度分析了几部戏剧作品中“社会力量”和“家庭力量”的关系。他认为，围绕“家庭关系”展开体现的是特殊性，“社会关系”体现的则是普遍性。对这两种关系的把握，支配着剧作家寻求“适当的形式”。由此，他认为《我们的小镇》是一部在“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之间取得平衡、“真正富于诗意”的戏剧佳作。剧中所表现的代表性家庭，只是一个前景，其目的在于表现它背后的小镇及小镇以外更开阔的深远意义。同时，阿瑟·米勒还指出了《我们的小镇》一剧在取得形式优越性时所付出的代价，即“为了它的象征性而丧失了人物的心理刻画”。一般来说，一部剧作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打动人心，如果《我们的小镇》并没有对人物内心进行刻画，那么该剧给我们的感动又从何而来？阿瑟·米勒评价该剧“在运用日常生活素材时开辟了通向将生存的广泛真理加以戏剧化的道路”^[5]，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戏剧化的道路”到底是怎样展开的？(www.xing528.com)

斯泰恩和阿瑟·米勒的以上分析，为我们解读怀尔德的剧作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但他们的分析角度没有得到重视，中外论者更多关注到怀尔德剧作中的叙事性成分。如《叙事之外：二十世纪戏剧代表作中的叙事者》《对观众说：二十世纪戏剧中的叙事形象》都对《我们的小镇》中舞台监督形象所承担的叙事功能进行了分析^[6]。在这类研究中，彼得·斯丛狄的观点尤应引起我们注意。

在《现代戏剧理论》中，斯丛狄认为《我们的小镇》引入舞台监督这一形象，“给情节解除了戏剧性的任务”。舞台监督“处于主题范围之外，他站在叙事者的支撑点上，被作为表演组织者引入剧本。戏剧人物对这个表演组织者来说是演出的对象”^[7]。舞台监督安排了全剧的表演，舞台叙述替代了戏剧情节。上述观点存有颇多令人生疑之处。《我们的小镇》中的舞台监督的确承担着展现“过去”、描述社会状况、地理环境、政治文化和宗教状况等客观性的工作，但他对这些情况的叙述，是否就是该剧情节的主要内容？他与剧中主要人物的关系是否就是“叙述者”与“演出对象”的关系？

国内对怀尔德戏剧创作的介绍和研究始于20世纪末，主要散见于各类文学史、戏剧史著作。《美国戏剧论辑》（廖可兑等著，1985年出版）中收录沈培锠的文章《桑顿·怀尔德和他的戏剧创作》。而在《现代美国戏剧史（1900—1950）》（周维培著，1997年出版）和《美国戏剧史》（郭继德著，1993年出版）中，著者概略地介绍了怀尔德的生平和戏剧创作情况，重点分析了怀尔德三部独幕剧《漫长的圣诞节晚餐》《希尔瓦萨号》《去特伦顿和卡姆顿的快乐旅程》和三部长剧《我们的小镇》《鸳鸯配》《九死一生》。论者都注意到了怀尔德剧作中的表现主义特征以及对舞台监督这一人物的突出运用。

《我们的小镇》的无幕无景、虚拟动作的表演风格、舞台监督的叙述等特点，使得国内很多研究者都联想到了该剧与中国戏曲在表现形式上的相似之处，由此形成的一个研究主潮就是探寻怀尔德剧作对中国戏曲的借鉴。都文伟在《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一文中十分肯定地认为怀尔德直接借用了《黄马褂》的表现手段，还详细分析了中国戏曲程式是如何为《小镇风光》一剧的主题服务的。这种极能助长民族自豪感的观点被学界不假思索地广泛传播，并充斥着国内怀尔德的研究成果。刘彦君的《20世纪戏剧变革的东方灵感》、荣广润的《桑顿·怀尔德的戏剧实验——来自中国经验的灵感》（收录于荣广润主编的《地球村中的戏剧互动》一书）、孙来法的《20世纪西方对中国戏剧的借鉴》均断言怀尔德受到了中国戏曲的影响。2010年，张金良、祁淑玲的文章《影响研究中的误区——以中国戏曲对桑顿·怀尔德的影响为个案》《中美戏剧交流史上的一桩公案》，对以上论者论证的怀尔德借鉴中国戏曲的问题进行了质疑，有理有据地指出了以上研究中出现的误读、误断和夸大之处。文章承认，怀尔德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中国戏曲影响是非常可能的。不过，对这种影响，我们“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过分渲染”。可以说，两位学者的质疑非常有力。

近年来，国内学者渐渐关注到了怀尔德剧作的主题。南京大学但汉松博士从寓言叙事角度，分析了怀尔德所面临的戏剧式寓言在现代语境下的困境及他的解决对策。《现代寓言的舞台呈现：重解桑顿·怀尔德〈我们的小镇〉》一文认为《我们的小镇》一剧运用情节剧和悲情谬误，实现了与现实主义戏剧的对话姿态；《历史寓言的戏剧建构与阐释：论桑顿·怀尔德的〈九死一生〉》则指出《九死一生》用含混杂糅的风格，实现与经典前文本的对话关系，该剧内在的不确定性是现代寓言戏剧得以实现独立的需要。苏州大学邱能生的硕士论文《桑顿·怀尔德两部戏剧代表作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研究》、中央戏剧学院黄阳的硕士论文《神学思想的舞台呈现》均对怀尔德剧作宗教主题进行了分析。河北师范大学侯彦霞的硕士论文《桑顿·怀尔德戏剧中间离效果的研究》、湖南大学王莉的硕士论文《桑顿·怀尔德戏剧〈小镇风光〉中的陌生化研究》则分析了怀尔德剧作中的艺术效果。

可见，剧作中的时空特点、“叙事性”因素的使用、剧作主题是目前怀尔德研究的主要方面。

在戏剧史中，怀尔德一直被评价为戏剧舞台上的革新者，但他的剧作到底进行了怎样的革命，是从哪个层面对戏剧进行了革命，特别是面对现代戏剧理论把《我们的小镇》作为“拒绝戏剧”的“叙事性戏剧”代表作的评价，我们更需要回归到怀尔德本人的戏剧主张和艺术追求，回归到其戏剧作品本身，以文本为依据对之进行辨别。

怀尔德的创作生涯几近五十年，绝不是《我们的小镇》一部作品能被“代表”的。现有对怀尔德做出的研究论断，往往基于怀尔德的单篇作品。本书力图对怀尔德进行整体性的观照，结合其戏剧史背景、戏剧主张、作品实际等角度进行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