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从词源到概念的探索

从词源的角度，“全球化”是一个新词，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指定含义。渥特斯（Waters）认为，大约在1960年，“全球化”这个词才进入英语世界的日常生活中。^[1]据罗伯逊（Robertson）考证，1991年出版的《牛津新词词典》实际上把“全球的”（globe）一词作为新词收录进来，但是解释只说它用于“环境术语”中^[2]。而在西方理论界，却出现了诸多在外延和内涵上交叉或吻合的全球化概念。这些概念在不同理论框架中被用来描述全球化的总体特性或局部特征。全球化是一个多维的进程，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的变革，我们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而这些方面的全球化又彼此相互关联。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 Mcluhan）在出版于1960年的《探索交流》（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on）一书中提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从制度角度，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英国学者吉登斯（Giddens）就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modernity）从西方社会向世界的扩展。它是全球范围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骨子里都在进行着全球化”^[3]。从文化和文明角度，全球化是人类各种文化、文明发展要达到的目标，是未来的文明存在的状态。它不仅表明世界是统一的，而且表明这种统一不是简单的单质，而是异质或多样性共存^[4]。全球化是一个冲突与交融的过程。全球化更是一个观念更新和范式（paradigm）转变的过程，正如意大利学者M.I.康帕涅拉所说：“全球化不是一种具体、明确的现象。全球化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5]全球化概念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西方理论前沿。

追溯历史，全球文明或现代文明开始于1500年前后，东西航路开辟了，欧洲人发现在他们传统的东西二元分立世界格局之外的一个更东的东方和一个更西的西方。这两个世界构成欧洲文化认同结构中带有全新意义的他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西方的现代意识。全球文明既表现一种现代科技、信息、生产、市场、价值、政治的全球一体化事实、倾向或发展趋势，也指全球文明一体化出现的历史过程。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观念，即假设未来是开始于过去的，历史呈现出一种进步的过程。全球文明是一种过去已经开始，而且将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向未来发展的世界一体化过程。全球文明史假设将全人类当作主题与整体的历史。它是西方传统的整体性叙事的继续。这种整体性体现在普世基督教、资本主义、进化论、文明等概念上。事实上，西方现代化运动开始，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全球化运动也就开始。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发动了现代化进程，欧洲改变了自己，进而又改变世界，这种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在20世纪取得重大发展，到21世纪仍在继续。西方是这一进程的主导性因素。西方五个世纪的扩张有两次间歇，第一次是1650—1750年间，第二次是1890—1990年间。这两次间歇都将近一个世纪。第一次间歇后出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第二次间歇后出现全球文明一体化^[6]。

全球化趋势在冲破世界的物理界限的时候，文化界限就显得分外明晰与重要。全球化是大同理想或巴别塔理想的表述。它所带来的问题是同一化、单一化霸权与多元性、丰富性自由的潜在冲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调查报告指出：“……全球化是一种新文明的特征。它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影响到个人与群体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人与时空的关系，生育与人口统计，工作与闲暇中的社会关系，妇女的地位，习俗、价值与权力关系。全球化产生于科学全面应用于人的活动，产生于新技术的爆炸。全球化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要求调整经济与生态的平衡，要求社会伦理的进步。它将必然导致一种普遍接受的文化现代化（cultural aggiornamento）与社会契约的演进。它彻底地动摇了人们关于组织、政治与教育体系的观念。”^[7]可见，全球化是世界观、事务关系、生活条件、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的产物，并且要求全世界每一位公民的参与。因此，全球化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趋势，更是一种观念。这种全新的历史观念，是结构主义思潮的产物。意义产生于特定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这种观点提倡的是一种跨文化或跨文明之际的研究，注意的是某种“公共领域”。所以，我们要在全球化语境下探讨跨文化戏剧。(www.xing528.com)

现代文明同观念由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两方面构成，两者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容。现代性意味着一种事件观念，从过去发展的链条延伸向未来。因此，现代性处于怀旧与前瞻两种倾向之间的张力中。而现代性观念的现代主义核心意义是现代性造成的社会断裂，可以通过审美批判超越^[8]。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就是在现代文明或全球文明进程中的艺术审美批判。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社会的审美批判，需要借助一些参照系和尺度，西方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找到了诉诸古代和诉诸东方两种基本方式，前文明乃至前文化的远古时代是人类浑融的存在状态，现代西方人赋予它一种大同理想和巴别塔理想的想象。因此，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戏剧追寻，就成了这种巴别塔理想的追寻，具体包括：在时间上诉诸前文化的古代，在空间上诉诸异质文化的东方。

本书第四部分所要探讨的是，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同时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所造成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审美批判视野下，跨文化戏剧的基本特征，包括上半世纪东西方戏剧的相遇与影响，西方戏剧家从东方戏剧中获得变革的灵感；下半世纪跨文化戏剧和戏剧人类学的发展；阿尔托的东方戏剧想象是重要的转折点。而贯穿整个世纪所有阶段、所有发展形式的内在核心问题，即是我们在本部分引言所提出的问题：全球化时代对所有艺术形式都提出了跨文化问题，就戏剧而言，从剧本中心到表演中心/剧场中心的发展，作为精神交流仪式的跨文化戏剧出现的必然趋势，以及全球化时代戏剧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探索跨文化的“戏剧语言”。本书正是带着这些问题，初步梳理和探索20世纪在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戏剧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