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

2002—2006年的中国商业大片，并非是在中国电影工业、电影产业充分发展后“自觉”的产物，而很大程度上是在好莱坞大片刺激和压力下的“绝地反击”。它们选择了借助外国资本和外国公司成熟的商业化运作和营销手段，在炒作和噱头中来保证获取高额票房的市场运作战略。然而，这些“中国式大片”在没有充分工业基础和理论准备的境况下，逐渐走向了一种极端化的畸形道路，在资本逻辑和经济逻辑的支配下，涌现出诸多艺术本体层面的“硬伤”，已然变形为饱受诟病的“超级商业大片”。可以说，以《英雄》为超级商业大片滥觞的中国电影，在资本拥趸下赢得市场追捧并快速步入国际化轨道，但它们对好莱坞大片的步武还暂时停留在表层样式的简单挪移上，缺乏驾驭“思想文化内核”的移植与缝合技艺的根基，主流文化价值观与民族文化内核悄然消隐于美轮美奂的高科技幻象之中。当抽离了“思想”和“价值”的大片盛行于银幕之上时，电影市场与大众审美之间出现的裂隙与悖谬在多重语境中迅即发酵、渗透与扩散，超级商业大片在众声喧哗与诟病中承受着文化缺失的尴尬，主流化转向成为处于窘境中的商业大片的“救命稻草”。

针对这种问题，饶曙光曾多次呼吁“当务之急是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主流大片”^[5]，以迅速填补超级商业大片留下的市场空当，迅速地占领并引导电影市场。随着中国电影结构性调整及体制改革的深化，主流电影市场化诉求愈加彰显，诸多产业问题不断凸显，“主流大片”的合法性、合理性迫切需要正视和引导。2007年，饶曙光在研讨会上谈到，中国主流大片需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它需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电影产业化要求；其二，它要有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并提出电影市场需要“主流大片、中片、小片和谐发展的多元产业格局。”2009年，饶曙光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流电影”和适应电影产业化的“主流商业电影”作为中国主流电影两大体系的观点，强调一方面要将主流价值宣导与市场接轨，有效传播主流文化，塑造真实“中国形象”，在政治与商业间寻求共谋；另一方面，还要建构起具有资源优势、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且定位于国内市场和本土观众的主流商业电影，实现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和商业电影的主流化。可以说，国产主流商业大片的持续发展既需要来自市场和产业内部的自觉驱动，也亟待思想能量的蕴蓄和文化品格的恪守。

自2007年之后，中国电影的重要使命位移到守望与弘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提升电影软实力的轨道和向度上。2007年，冯小刚执导的《集结号》作为一部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主流商业大片，颇具转折性的标杆意义。影片细腻洞察主流社会文化心理，精准找寻到以“英雄主义”与“生命关怀”为重心的时代与个人话语的交叉处，顺势找回个人价值与历史必然的对接点。主流文化价值以世俗化的方式，与散乱的、隐秘的社会公众意识在沟通中达成默契，用诚意将观众重新拉回电影院，被业界普遍认为是主流大片再次崛起的重要起点。而这次崛起的重要铺垫，则来自20世纪90年代主旋律电影及21世纪初“超级商业大片”在转捩阵痛中所沉淀下来的正面积累。可以说，正是《集结号》率先完成转型并开启了国产主流商业电影的黄金时代。

诚如李迅的阐释：“‘国产’是指对好莱坞手法与本土结合的再创作，‘主流’就是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商业’是指以观众为中心，并受观众欢迎的特征，‘电影’体现的是产业特性与创作个性的结合。”可以说，近十年来，国产主流商业电影初步建构起以“弘扬主旋律与文化多样性”为轴心，融主流价值体系、市场运作体系及现代传播体系于一体的生态格局。正是其对主流价值观的有效建构和对市场化、工业化的积极探索，使之成为引领当时中国电影创作的新风向，而这种“螺旋式上升”也成为中国主流大片发展的辩证法。(www.xing528.com)

2008年上映的人物传记片《梅兰芳》和《叶问》，以“人的尊严”、“人格坚守”为逻辑起点，将大师情怀与凡人情感自然融合，平衡协调商业元素和艺术元素，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巧妙结合。而集结众多明星的《建国大业》则以多层次的突破和创新，实现满足观众观影需求与主流文化有效传播的双重抵达，引导观众在回溯历史的深沉感悟中反省现实。诚如尹力导演所言：“《建国大业》堪称与以往主旋律影片区别开来的分水岭式作品，成功地将主旋律、艺术片与商业片之间的界限抹平。”随后，不少影片将视角转向当下大众的生存境遇、精神生活及情感状态，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开拓主流大片新疆域。比如，《唐山大地震》以家庭聚合离散折射时代变迁，在民族创伤记忆中挖掘个体体验，在亲情的回归与弥合中实现心灵重建和精神抚慰。影片不仅创新性地重构了主流价值观，彰显出“引人向善”的创作自觉性和崇高精神表述的正面性，并且还有意识地借鉴类型化叙事和类型化经验，以接地气的方式有效扩容现实主义电影，在文本、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照中完成对人类共同体验的传达。总之，这类影片以伦理和情感为诉求，在承继传统家庭伦理剧内核的基础上找寻到符合当下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及社会心理的创作模式，推动现实主义电影的现代化，彰显出了主流大片的蓬勃生命力。

此外，主流商业大片还注重在对现实的忧患和对历史的感悟中镌刻浓厚的人文情怀，如既承担国族叙事又兼顾观众审美和娱乐需求的谍战片《风声》、《听风者》，对平民百姓、无名英雄及草根人士礼赞的《十月围城》，将科学精英搬上银幕、坚持纪实性和艺术性有机统一的传记片《钱学森》，以三位年轻人的创业史折射改革开放时代变迁的《中国合伙人》以及在大一统民族想象下呈现历史洪流中家国与个人、传统与现代、时代与命运之间纠葛关联的《一代宗师》，还有以真实细节呈现平民化领袖，将总理情怀与百姓情感巧妙融合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等等。这些影片均彰显出“主流大片”的发展主脉和共性特质：其一，它们以弘扬主流文化为导向，有效建构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叙事策略继承与创新民族文化与本土文化；第二，它们尊重市场运行规律，积极寻找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商业的契合点，打通历史与现实壁垒，以精神沟通和心灵对话引发观众情感共鸣与现实反思；第三，它们通常从香港电影中吸取商业模式、传播策略等实践经验，以本土化改造提升内容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是推动国产电影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第四，它们更注重特效制作、拍摄技术及后期技术的提高，或还原经典动作场景，或打造传奇景观，来满足观众视听享受与多元诉求。可以说，它们适时与中国整体文化语境、市场环境及产业生态相呼应，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前进姿态。然而，随着互联网新语境的出现，严谨有效的方法论、成熟完备的工业体系及差异化发展理念等方面的缺失以及诸多短板问题不断涌现，羁绊着主流大片的健康发展，这就亟待市场和文化的创新转型，以迎接来自新语境的洗礼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