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物欲急速膨胀，这一时期的“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量化的时代，一个指标时代，一个米篮子和菜篮子的时代，一个不但不关心人文价值、精神价值，而且也不关心政治的时代，一个失去了超越性激情，只剩身体性欲望的时代”[1]。随着物质改善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社会文化的大转型开始撼动知识分子的地位，精英话语遭到大众话语的排斥和挤压，开始呈现出“边缘化”的发展趋势。正是在这一充斥着喧哗与骚动的语境中，国内电影业在各种力量的交织碰撞中出现了种种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具体体现为电影市场内部在调整中的“不协调”症候。其一，经济高度发展带来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而精神文明的发展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物欲的强烈诉求、精神的极度匮乏与人情的淡漠，滋生出大众彷徨无措的迷失和惆怅情绪，人文精神旗帜黯然失色，实利原则、现实原则取代了80年代念兹在兹的理想主义。其二，西方电影思潮的涌入，造成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冲击着大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旧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社会功能”为本位的观影体验，依然烙印和镌刻在大众的无意识领域和思想深处，中国尚缺乏足够的类型片可以支撑人民大众日益多元化的观影需求。其三，电影业发展改革的思路较为先进，但电影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缺乏足够的审查经验，难以形成与改革思路相匹配的审查体制。在各种不协调的因素影响下，受到大量西方电影影响的本土电影观众的欣赏口味开始倾向于娱乐化，但电影创作者囿于相对滞后的电影体制和审查制度，更愿意在保守、传统的策略中进行创作。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某些先锋作品就既不愿回到革命浪漫主义的老路上，也不愿和当代的现实语境产生过多的纠葛，宁可在一个虚幻的语境下演绎出荒诞的闹剧而博人一笑，也不愿学新现实主义般做痛苦的呻吟状”。这也是90年代出现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影片以及都市喜剧片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说，90年代的中国电影创作，在主流文化、消费文化以及市场话语的交织博弈中呈现了“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国电影理论批评也陷入“方法论的空白”，即找不到任何一种理论批评话语可以诉诸类型电影的完整表达。
陈墨在《张艺谋电影世界管窥》里提及，他无法找到对于张艺谋电影的解读方式，因为没有“一个套子或框子”来进行衡量，所以无法衡量其电影价值，也难以找到衡量张艺谋电影价值的标准。[2]总的来说，社会文化的转型及其价值观念的变化，还有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促成了90年代中国电影的分化及其整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新格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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