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背负着好几重“原罪”进入了新政权之下。首先，她代表着“孝”，这越来越被认为是封建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其次，她曾被国民党政府高调予以赦免。第三，她曾受过身为军阀的国民政府成员冯玉祥的庇护。然而，在50年代，施剑翘过着平静的生活。1946—1952年期间，她在苏州主持着为贫困儿童开办的从云小学，在那之后，她回到北京养病。1957年，她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一直到了60年代，她的个人历史才成为一个问题。在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十年间，施剑翘遭受着被指认为曾经的“反动阶级”成员、并因此沦为“阶级斗争”对象的危险。为了纠正这种情况，树立她的革命资历，施剑翘尽可能地展示出改写过的个人历史。她写了两部自传——一个写于1963年，一个写于1966年——在里面她继续把自己的行动以一种在政治和道德上正确的叙述阐释出来。在60年代，以正确的术语澄清她的过去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更可能是为了她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然而，尽管她在两部自传中以机灵的方式展示了自己，但她在前一个阶段获得的成功在充满高度政治紧张的60年代却并没有奏效。
施剑翘清楚地意识到，60年代早期最受赞赏的政治美德之一便是觉察出政治压迫并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因此，虽然她曾在此前本土主义的新生活运动时期借用了儒家关于“英雄”的传统话语，但到了革命的60年代，她却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儒家“殉道”的古典传统。她远离了“孝”的动机，却仍然从更为通俗的“侠”的传统中汲取着资源。在古代强调着“行动”和“报仇”的“侠义”传统当然与“革命”“牺牲”“反抗”这些现代概念更为呼应。对于许多人来说，富有美德的传统侠客的形象和伦理象征着革命的美德，共产党更是经常借用“侠”的修辞。毛泽东本人就经常引用古典小说《水浒传》来证明中国历史上存在农民起义。
因此，当施剑翘决定在1963年写作《帖报簿》时，她是有自己的策略的。她决定强调她早先名声中“侠”的一面，把她30年代的行为展现为在本质上是真正革命的。在这篇文章里，她重新讲述了1935—1936年间的省级法庭审判的故事，详细地讲述了她与河北高级法院的一位法官的正面冲突。
施剑翘把自己描述成曾经是一个与封建势力抗争的牺牲品，这使她也成为了在当下有政治资本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把民国时期描述成封建和腐败的，指斥当时的政治当局为“反动”。这样一种形象正与当时宣传的并极为流行的国民党的腐败形象相符合。比如，她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官无一例外都是邪恶的，并且欺压弱者。有权有势的孙家用权势和金钱践踏正义，因而是腐败的。当问及为什么她对审判法官的反抗从未在媒体中得到报道时，施剑翘解释道：“我今天认识到旧社会的报纸，也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在旧社会被屈含冤者，不可胜数。”她的这番解释既扫除了对她的宣言的诚实性的怀疑，又指控了民国报纸。在南京十年时期施剑翘曾竭尽全力讨好的新闻媒体，在她1963年的叙述中，成为了与其他反动集团勾结起来压迫被冤枉的无辜人们的团体。
在许多这种修改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探察到她极力想撤销她过去曾得到国民党官员的支持这一罪名。如上文所说，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政治环境中，施剑翘所获得的国家特赦对她来说不啻一个沉重的十字架。50年代初有过一段短暂的、进行国力恢复和经济巩固的阶段，在这期间各种性质的企业曾被动员起来为恢复国力作贡献；此后，从1951年开始，便针对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们发动了运动。除了有计划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之外，还有1952年发动的、针对着腐败和效率低下的官僚的“三反”运动，以及针对着中国的“资产阶级”即那些中国实业家和商人的“五反”运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国民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仍然决定留在中国大陆。60年代，全面的政治迫害和针对着与国民党政权有过关联的人的运动有增无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施剑翘试图明确地切断她与民国政权的任何联系。比如，1963年的《帖报簿》以这样的宣言作为全书结语：“旧社会的人含冤莫伸者岂止千万！事前我如有伪政府作后台，又焉能至此？今日思之，犹有余痛！”（史1986，第197页）。对于施剑翘，这全书末尾的宣言是为了扫清国民党曾经在民国时期的审判暗中作出有利于她的判决以及她本身曾经与“封建”势力合谋的谣言。
为了表明她与国民党的关系决不像表面上显示出来的那样牢固，施剑翘不仅试图修改公众对她的审判的理解，还重新讲述了她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21]在1966年11月时值“文革”高潮时期所写一个自传性质的年表中，施剑翘十分详细地讲述了她如何礼貌地拒绝了蒋介石夫人、时任中国妇女慰劳总会会长的宋美龄的请求。她说，宋美龄十分欣赏她在合川献机运动中的成就，并让冯玉祥邀请施剑翘领导全国性的、为百架战机募款的重庆运动。施说，尽管这份邀请具有极大的荣誉和声望，但她最后还是下决心拒绝了宋美龄的请求。施剑翘的儿子在回忆中说，这一决定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甚至包括冯玉祥，据说他称赞“剑翘有骨气”（施1985）。施剑翘婉拒了宋美龄的邀请一事，在施剑翘本人和施剑翘儿子的叙述中都得到了强调，这并不是没有深意的，为的就是把她和右翼的国民党政权分离开。
施剑翘对她抗战时期活动的改写也是为了证明她早在1949年大陆解放以前就跟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建立起了联系。40年代早期，许多重要的中共领导人还并未加入毛泽东在延安的政权，虽然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二次合作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在1941年就已分崩离析了，但两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恶化到要打内战的程度，这种恶化是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才发生的。许多中共领导人和党员仍然活动在重庆和重庆周边的地区。那段时期，凭借着她的名声和社会关系，施剑翘得以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接触。比如，上文所说的她1966年写的自传中提到，陶行知——施剑翘的安徽同乡、著名的教育家、宣传家和抗战积极分子，将施剑翘介绍给了几个重要的中国左派领导人。他们包括中共资深党员董必武、周恩来、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她本身即是一位著名的女革命家），以及曾经参加过长征的三十位女红军当中的一个成员。[22]文章还记载到，施剑翘会见了其他几个著名的在40年代同情中共的人。这里面提到的人还包括史良，一位有名的左翼女律师，她是中共执政后最重要的几位党外人士之一。此外还有宋庆龄，宋氏姐妹中唯一同情共产党的人。它甚至还提到，施剑翘曾在1956年直接向毛泽东本人写信，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那年的6月3日，毛泽东在回信的同时也让人给她带了一些钱，并让正在北京养病的她保重身体。(www.xing528.com)
显然，仅仅展示她在四五十年代如何积极与著名左翼人士建立联系是不够的。在1966年的回忆录中，施剑翘觉得应当更进一步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跟随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革命者前往延安根据地。文章由此偏离了原来的主题解释到，在听到周恩来号召要保护党内工人的小孩后，她决定留在国统区建立苏州从云小学。表面上，从云小学是一个合法的教育机构，招收工人和其他城市贫民的孩子以及孤儿入学（陈1991）。在冯玉祥和陶行知的帮助下，施剑翘为这个小学筹集钱款。一个作家回忆到，在由安徽同乡会组织的、为学校募款的宴会上，曾遇到了施剑翘，并发现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给穷困的学生筹集学费的事业中（郑1992）。另一位作家写到，当一位醉醺醺的客人问到，她在1935年的暗杀事件中有政治后台这一传言是否属实时，她斩钉截铁地予以否认，而她那因为失去父亲而流露出来的悲戚的神情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甚至使她筹到了比她原本可能募到的更多的钱（狷1967）。
除了为贫困儿童建立小学这一值得钦佩的行为外，还有证据表明，这个学校实际上暗中发挥着掩护革命活动的功能。一些在1949年后支持施剑翘的人回忆到，学校实际上是一个地下组织，施剑翘通过这个组织来帮助革命者逃出国统区。对进步青年进行革命训练、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光明报》的出版，以及在解放战争中收容苏州地下共产党的情报员，据说都是在从云小学这一机构中进行的。[23]
更进一步地，施剑翘还宣称，她能够把自己与国民党的紧密联系用于为革命服务。在1966年的回忆录中，她写到，正因为她与冯玉祥的关系，才使得从云小学没有被国民党拉入黑名单，而上述地下活动才得以展开。一篇同情性的回忆文章也赞同地认为，施剑翘特殊的名声和社会关系使她在这个时期能够做到其他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陈锦（1991）写到，当她在国统区内为中国共产党服务时，施剑翘知道她能够利用她的特殊地位来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作者写到，施与冯玉祥的关系使她能够来去自如而不受怀疑，从而使她能够参加中共的地下活动。承认她与冯玉祥的关系也许是施在改写她的历史时在修辞上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而用为革命服务来描述这种关系也确实是非常聪明的。
最后，施剑翘曾对投诚中共的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的家人给予保护，这是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证明她虽住在国统区、却有着共产党员的真正本色的证据（比如，见陈1991）。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的一名飞行员刘善本驾驶着一架B-24轰炸机飞往延安，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向中共投诚的国民党飞行员（陈、凌1986，第235页）。由于这个夏天，蒋介石正准备发动屠杀共产党员的全面进攻，刘善本的投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24]施剑翘也介入到这次投诚行动中，传记作家后来强调了她对此事的参与。他们发现，她曾经在刘善本投诚之后，保证其留在后方上海的妻子和家人有充足的供应。在追述其母亲高尚言行的传记中，施剑翘之子施羽尧宣称，周恩来亲自委托施剑翘这一任务，因为施剑翘与空军的上层人物有关系，能够借到军用吉普车从而给刘善本一家提供经济保障（施1982，第10—11页）。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施剑翘改写个人历史的努力没起到多少作用。虽然关于施剑翘在十年动乱中的政治活动和生活没有多少书面记载可追循，但有证据证明她遭受了惨重的攻击。仅从她在1963、1966年两次试图通过自传叙述而改写历史的努力就可以看出，她面临着不愉快的政治气候。此外，在重庆市档案馆中存放着合川献机运动的文献，在“施剑翘”的目录卡上的“政治性质”一栏里写着“反革命”。这一文件是在1969夏归入档案的，这一性质的界定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表明施剑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是被斗争的对象。
然而，到了70年代，施剑翘和同情她的人们得到了补偿。施在临死前被平反昭雪。她最后的岁月是在北京度过的，她在那里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79年8月27日，73岁的施剑翘死于直肠癌。她的追悼会是由北京市政协举办的，悼词中把施剑翘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描述为英勇的、倾向共产主义的。根据悼词，施剑翘对于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她参加了湖南长沙的援军的慰劳工作，而她顶住国民党的压力、保证共产党的八路军急需物资的供给更是受到特别的称赞，这篇悼词谈到周恩来曾经称赞施剑翘40年代初期在重庆做的工作，说她抗战结束、进入教育行业后，在从云小学帮助了共产党，并且冒着危险为中共英雄刘善本的家人提供了救济和帮助。简而言之，到她去世之时，她的政治资本再一次得到了确立，她从40年代起就忠于中国共产党，她更被描述为即使临死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她表示她最后的遗愿是看到台湾和大陆的最终统一（陈1991）。悼词里没有提到她曾经参加国民党组织的合川献机运动，也没有提到她在60年代被打为“反革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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