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女性情感与爱国主义的盛行与影响

对施剑翘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救济活动的审视揭示了，在30年代复仇案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女性情感和集体情感之间的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之后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和救济活动的领袖，施剑翘成为了抗日的楷模，她能够在普通百姓中激发起爱国主义的情感。特别是，施在仇杀案中所建立起来的自我牺牲、激情、勇气的名声，使她特别适于象征爱国主义和对战火中的民族的无私的爱。尽管施剑翘代表的仍是集体情感，但在情感动员的环境和它所获得的政治内涵等方面，与先前存在着许多差异。40年代不再是一个以媒体炒作和情节剧把个人的“情”加以普遍化的时代，这个时期的集体情感兴起于抗日运动，它调动了戏剧、媒体和奇观来争取人们对抗日的支持。此外，由于战争时期的戒令和外部敌人的存在，40年代的集体爱国主义情感失去了对中央政府的批判锋芒，尽管这种锋芒曾是施案中公众同情的一部分。

施剑翘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募款运动，不仅表明妇女为中国的战争作出了贡献，更表明妇女的工作本身成为了现代民族国家参加爱国战争的标志。正如二战期间的美国一样，妇女们活动的舞台极大地扩展了。在中国，妇女们被鼓励去支援抗日救亡运动和参加战时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施剑翘的情感英雄主义十分适于动员和象征广泛的爱国情感。她领导了一场为全国所认可的、为飞机募款的民间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功表明这位有名的复仇女成功地象征了抗日复仇的国家愿望。

1936年10月21日，施剑翘从狱中释放。在她实际获得释放的前几天，就有好几家报纸错误性地放出了她即将获释的消息。天津《益世报》1936年10月20日说，施剑翘将在那一天被释放。而她实际上是在次日下午两点出狱的，出狱后，便被三辆汽车急速送走了。根据上海《申报》几天后的报道，早先放出的消息是为了制造烟雾弹以保护这位声名蜚赫的牢犯。冯玉祥是透露假消息的幕后推手，而身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市长的宋哲元和天津公安局局长程希贤则批准了这一决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面临着十分真实的、被绑架的威胁，因此这样的预防措施是常用的手段。

施剑翘出狱后第一件事便是去拜访在天津的母亲。在尽孝之后，她乘车前往北平，并去南京。在那里，她向冯玉祥、张继、蒋揖唐、于右任、李烈钧、张之江等曾经帮她争取特赦的国民党元老表示了个人感谢（陈、凌1986，第223—224页）。她对在决定她命运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人们表达了亏欠他们的感激之情。

在她出狱几年后，施剑翘过着远比过去低调的生活，然而她并没有完全从公共舞台上退出。在抗日战争期间，施剑翘由于对战争的显著贡献而吸引了公众的目光。从监狱中释放后不久，施剑翘便与她的家人和母亲一起随着国民党退到了内陆以逃避日本人的侵略，并参加了一系列的救济运动。1937年在长沙，国民党政府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任命她为湖南省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负责后勤支援。搬到四川之后，在1941到1942年期间，施剑翘和弟弟则凡在合川县组织了一次空前成功的运动，为购买当时急需的飞机而募集资金。她在合川县的战时动员中的领导作用把她再一次置于全国的聚光灯下。

抗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7月，它始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接下来，中国被划分为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和共产党治下的解放区三个区域。战争的第一个阶段是最为残酷的，它持续了16个月，直到1938年10月随着武汉和广州的沦陷才结束。但事实证明，第二个阶段对于中国爱国主义的动员来说才更为重要。在这个阶段中，日本人控制了各大沿海城市和主要的铁路干线。日本优越的空军力量和武装部队迫使蒋介石采取了“焦土政策”，牺牲空间以换取更多的时间。蒋介石先退到了汉口，然后是重庆，他希望日本能够在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过分拉长战线。其结果，便是进入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对峙阶段。蒋介石固然不能驱逐日本军队，但日本也同样不能成功地延伸到中国内陆地区，它只能通过傀儡政权来巩固对华东和华北的控制，比如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所谓的新国民政府。日本还对内陆城市发动了持续不断的空袭。重庆和其他大城市一直没有受到来自陆地的进攻，但日本利用优越的空军力量对重庆等城市进行的空中轰炸却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1]

日本的空袭猛烈地打击了内陆城市，并且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持续的压力，这种进犯激发了前所未有的高涨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随着美国1941年12月由于珍珠港的受袭而加入太平洋战场而得到进一步鼓舞。国家统一的热望和爱国主义再度复兴，抗日运动迅速地传播开来。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虽然这只持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大批跟随国民党政府撤退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剧作家，从开战伊始，就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进了通俗话剧和舞台表演的创作中，以鼓舞士气（洪1994，第6页）。普通市民团体也组织并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抗日活动。

在这个爱国主义重新高涨的时期，作为中国现代女性楷模的爱国女性是一个有力的形象，动员妇女参加抗日运动成为了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试图激发爱国主义感情并在民众中鼓舞士气的国民党，把动员妇女放到了其战争规划中十分重要的位置。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亲自带领政府对中国妇女进行动员和组织，她被视为这个国家的精神上和行动上的母亲。1938年5月20日，宋召开了桂林会议，把新生活运动转变为妇女战时动员的平台。这个会议明确地提出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将起到辅助性的但十分关键的作用。她们的职责包括照顾战争孤儿、提供医疗救护、以及在救济机构工作。妇女也要参加重建国家的工作。她们要保障军队的后勤供应，充当工厂里的妇女劳动力，还要训练和教育农民发挥在农村组织中的职责等。^[2]

虽然在妇女战时工作的动员背后有着其他实际的考虑，但国家之所以组织妇女救济工作，其兴趣还主要在于强化并维持对社会救济组织的集中控制，使大众的集体情感与政府的战时规划相契合。宋美龄1938年组织的桂林会议使政权能够整合起零星分散的妇女工作，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并像报道中所说的，“使中国妇女各条战线上的工作协调起来”^[3]。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而发挥作用，其他所有妇女组织都隶属于它。这个由蒋介石夫人领导的委员会，其成员俱为政府中最有名望的领导人的夫人，包括冯玉祥夫人和宋美龄的姐姐、上海金融家和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

战争和移民浪潮极大地拓展了妇女们能够担任的角色。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积极地重建着“贤妻良母”的意识形态，对妇女们新的公共活动加以限制。许多中产阶级妇女的战时工作仍然发挥着母亲和妻子的功能，女性在“大后方”的职能不过是她们在家务领域的职责的延伸。妇女工作队继续做着她们在民国新生活运动中就被要求从事的道德和卫生保健方面的战役，只不过在战争时期这一要求更为紧迫了。这些组织中的妇女们遍布在中国内陆各地区，教她们的姐妹如何抚养孩子，与灰尘斗争，以更为科学、进步的方式与封建迷信作斗争。她们的使命与战略、理性规划、效率这样的军事上的辞藻融合在一起，以便与战争时期的运作相适应。

宋美龄和国民政府的妇女团体利用新闻媒体来界定“正确”的女性行为。大多数全国性报纸处于相当严格的战时控制之下，许多处在国民党控制之外的媒体也愿意服从政权并对它关于妇女救济运动的政策表示了充分的支持。战争期间，由于新近迁到内陆的读者公众群体而繁荣起来的当地报纸和杂志，表现出与政府相呼应的高昂的爱国基调（洪1994，第181—185页）。在物资匮乏的战争时期，各种杂志和报纸都在用珍贵的纸张鼓励普通妇女积极参加战时动员。^[4]有些杂志，如汉口的《战时妇女》、重庆的《战时妇女月刊》，全部篇幅都致力于弘扬妇女正确的爱国主义行为。诸如《慰劳组工作概述》，《战时妇女应走的路线》，《战时妇女应该怎么样》这类文章鼓励妇女以特定的方式表达她们的爱国热情。^[5]

随着妇女的公开活动以救济活动为基准，1940年末到达四川的施剑翘立刻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特别致力于帮助建立中国的空军力量。她打算援助中国空军并不是贸然作出的决定。日本对中国内陆的不断轰炸，使得空军力量对于中国的国家存亡来说至为关键，而为空军供应物资对于人们来说是最受人尊敬的抗日行为。大量以飞行和空军为主题的期刊和文章，也揭示了空军力量的重要性。在重庆出版的《航空杂志》频频刊登诸如此类的文章，如《从纳粹的称霸一事说到空军的建立和运用》，《中国空军的国际性和民族性》（周1941a，1941b）。两篇文章的作者周至柔，明确地把一个强大的空军与中国的民族和国际地位联系起来。大量关于飞行技术的文章以及杂志封面上的飞机形象都说明了空军力量的紧迫性。

妇女杂志对于妇女从事与飞机相关的工作尤其推崇。诸如《妇女共鸣》这样的杂志，刊登了以其他国家空军中的女飞行员为主题的文章。一篇文章列举了英国、苏联、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土耳其、奥地利等国家的女飞行员模范甚至是女飞行员团队，认为在空军这一最重要的军事方面上的两性平等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所应当努力争取的（山1941）。这篇文章还批评到，自从蒋介石夫人从空军这个领域中退出后，中国便错过了发展妇女对空军的兴趣的最佳机会。文章结尾呼吁这件事情必须得到新的、刻不容缓的关注。^[6]1940年6月《妇女生活》的封面上是全副装备、面带微笑的苏联飞行员宝琳娜（Paulina）在飞机前的一张照片，这一封面也强调着英雄的女飞行员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对于那些不愿意成为飞行员的人来说，其他与飞行有关的妇女战时工作也是备受推崇的。诸如《为献机运动勉全国妇女》等文章鼓励妇女为建设中国战时空军力量而筹募资金（云194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施剑翘与弟弟施则凡发起了“合川献机运动”。合川是四川省东部的一个小县城，在1940至1941年间被日本轰炸了四次。施剑翘和弟弟在1940年7月到达合川，那正是它遭受过日本的轰炸的一天后，施家姐弟筹募款项的动机便部分地来自他们所亲眼目睹的轰炸所造成的严重损毁。在这一运动的宣传性文章、《献机专刊》

图十 合川抗日运动。上图：施剑翘和合川县县长袁雪崖在主持庆典。下图：人们在观看着被捐献的飞机飞过上空。摘自China at War（战时中国），第7卷第1期（1941年7月）。

的序言中，施则凡描述了7月22日的第二次轰炸所造成了尤其严重的破坏（施1941，第3页）。一百零八架日本飞机扔了五百枚炸弹，造成两千多人受伤、七百多人死亡。四千个家庭和九十艘船被摧毁。^[7]根据英文杂志《战时中国》（China at War）的报道，日本的爆破弹和燃烧弹夷平了四分之三多的城市。^[8]

面对着这种毁坏，施剑翘和弟弟不得不采取行动。1940年9月全国防空日那天，他们召集了合川县不同团体和社会各界成员，提出了为战斗机募款的主张。1940年12月7日，有名望的市民代表、包括合川县县长、合川县商会主席、中国银行合川分行行长、国民党合川县委书记和其他人共同建立了委员会，为合川战斗机发起募捐。到了1941年4月，这一运动已经筹募了三架飞机的款项，到了五月底，合川献机运动已经得到了全国的关注。1941年5月30日，蒋介石派国民党空军少将陈庆云为国民政府代表，出席了飞机捐赠仪式，合川县把三架飞机正式捐赠给中国空军。^[9]蒋介石拨了十五万元，将合川飞机从成都开到合川领空并参加了空中表演，让陈庆云以大张旗鼓的方式接受了捐赠的飞机。^[10]

尽管飞机只有几架，但它们仍然极富象征意义。合川县县长、献机运动的共同组织者袁雪崖，把这一规模不大的捐赠活动与爱国防御这一更宏大的目的联系了起来。他的理由很明显：无航空即无国防，惟有以轰炸还轰炸，才能保卫自己（袁1941）。在一则关于此事的短评中，蒋介石写到，合川的行为是对敌人最有力的回应；他接着写到，他希望合川献机运动中的激情能够传播到四川所有城市，甚至传遍自由中国的每个角落（蒋，1941年）。

合川献机运动的大部分成功归功于施剑翘。在一开始，这个有名的孝女就把她卓越的组织和筹款能力运用到了这次运动中。在她的指引下，合川的团体使用好几种方法募集款项。首先，他们去找富裕的地主，请他们作出特别的贡献。这个方法使一个合川的农民把一块价值二万四千元的土地捐献了出来，而其他人也捐钱或捐米。^[11]第二种方法是“一元钱”运动，鼓励每个合川县居民至少为这个活动捐出一元钱。最后一种方法是组织戏剧表演，演出的收入用以购买战斗机。由于合川是一个小城镇，它并没有精致的戏剧文化。因此施剑翘利用她在重庆的社会关系召集了一批重庆演员，包括著名的京剧演员李风楼、陶善庭等，牺牲他们的时间，前往合川为当地观众进行义演。表演从2月6日到2月8日，持续了三个晚上。根据一篇对这个活动的报道，座位一售而空，共募集了五万多元。报道进一步指出，“观众情绪异常热闹，以为为艺术而来已很值得，何况还是输财救国”（翼1941，第19页。）

如果施剑翘的组织才能对于这场运动来说是无价之宝，那么她声名显赫的过去就更是如此。虽然这个组织是她和弟弟一起建立的，但施剑翘是公开的领袖，而弟弟主要是在幕后活动。在1941年7月四川省为百架战斗机筹款运动的宣言中，国民党援引合川献机运动为榜样，特别挑选人尽皆知的施剑翘与合川县县长袁雪崖作为使合川运动成功的重要人物。^[12]施剑翘还作为这一运动的公开代表出现在刊物上。《中央日报》对合川捐赠战机仪式的报道中，收录了施剑翘的一篇文章，负责接收战机的国民党官员陈庆云的一篇文章，冯玉祥为纪念此次活动而写的一首长诗，以及上文提及的蒋介石为这个活动写的贺词。^[13]最后，施剑翘与政权的实际关系无疑是促成这个运动成功及保证官方对此事认可的重要因素。报道收录了作为施剑翘长期保护人的冯玉祥的贺诗，表明对合川捐机运动的全国性关注至少部分地来自于施剑翘与冯玉祥的关系。

施剑翘过去的名声使她成为了合川捐机运动的强有力的发言人，更成为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代表。她英勇地献身于道德事业，为了它愿意去行动和报仇，这一英雄的行为象征了中华民族的抗日爱国主义是如何被定义和阐释的。日本对重庆和内陆城市进行轰炸，本来是想削弱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实际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残酷无情、不加区别的肆意轰炸，使得中国人民的决心更加坚定，并激起了要求报仇的呼声。不奇怪的是，“报仇”这一概念把抗日运动、爱国主义这些修辞与合川运动联系了起来。在合川运动的宣传手册的序言上，施则凡写到：“我们目击寇机滥炸的惨状，我们义愤，我们要替同胞报仇，我们要‘予轰炸者以轰炸’，因此我们有献机的运动。‘合川号’一架飞机或三架飞机，我们相信力量还是很小……不过我们认为‘合川号’的献机应该从他的意义上着想……全国同胞，盍兴乎来！”^[14]

这段话挟带着强烈的感情，并且带着明确的动员全国人民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的语言，“报仇”和“义愤”。正如“义愤”一词曾经被用在法庭上为施剑翘1935年杀孙传芳的行为辩护一样，在这里，正义的愤慨被用来调动爱国主义激情和向日本人报仇的愿望。另一方面，施则凡写到，“我们觉得对付敌人，应该是‘以牙还牙’，‘以打击对付打击’，‘予轰炸者以轰炸’……这真是‘爱国之心’。”^[15]由于抗日战争期间，爱国主义用“义愤”的语汇表达出来，施剑翘便成为了抗日运动的完美代表。

在“响应合川的战机”这首关于合川抗日运动的纪念诗中，冯玉祥也采取了急迫的口吻和复仇的修辞。整首诗刊发在纪念合川捐机仪式那天的《中央日报》上，诗的一部分摘抄如下：(www.xing528.com)

日本强盗，……

天天空袭，……

仇比海深，

耻比天大……

施氏剑翘和则凡

募捐献机在合川

一县献三架，

一省三百架……

强大空军建，

立向东京炸，

雪耻报大仇，

救国救自家！

大家都是中国人，

牺牲奋斗争生存，……

快快奋起来响应！^[16]

冯玉祥选择诗歌这种形式来唤起公众的激情并非偶然。诗被当作唤醒中国大众并灌输爱国主义意识的普遍手段。江克平（John Crespi）在对“诗朗诵”、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种诗歌亚类型的研究中发现，那个时代的大部分诗歌都带有某种“演讲性”（talkiness），这样保证了诗歌与接受发言的人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正是这种“带停顿的直接称呼询唤了一个想象性的、全国性的读者”（江克平[Crespi]2001，第131页）。在这首诗中，冯玉祥采用了这种“演讲性”，直接向他的读者发言，鼓励他们行动起来，让他们“立向东京炸”，为中国雪耻报仇。对深仇大恨、民族复仇这种语言的运用是为了唤起公众的情感、鼓舞爱国的抵抗。他在诗中明确提到施剑翘，无疑使得这种复仇的诉求更为有力。因为对于冯玉祥的诗歌读者来说，许多人是从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转移过来的，他们对施剑翘杀孙传芳的事件记忆犹新，他们很容易就会在一个为了父亲和国家杀死军阀的英勇的复仇者的形象和一个40年代初抗日爱国者的形象之间建立起联系。

关于冯玉祥对施剑翘的爱国主义和道德英雄主义的激赏，一些参与者和观察家作出了回应。在英语杂志《战时中国》中，一个记者写到：“一个年青的妇女在‘献机运动’中点燃了合川县县长和全县人民的希望。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几年，施剑翘小姐就曾经由于为父报仇和刺杀孙传芳而成为中国新闻的头条人物。这个案子引起了如此大的公众同情，以至于她被准予了特赦。”^[17]这段文字同时提到了她在战争期间激励合川人民和她30年代在大众媒体中引起反响并获得公众同情的能力，通过这样做，这段文字还证明了施剑翘作为一个能唤起同情的复仇者的名声并没有被忘记。合川县县长、献机运动中的政府代表袁雪崖，也许对这一点知道得最清楚。在《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中，他说到，作为一个曾经为父亲报仇、获得国家特赦并代表了坚定地为祖国服务之精神的人，施剑翘在合川运动中具有着独一无二的精神感召力。^[18]

如果说施剑翘作为道德复仇者的名声对于鼓舞中国普通民众起来反抗是重要的，那么同样重要的还有她激情充沛的名声。40年代，施剑翘的“情”指的不仅仅再是她的“孝情”而更宽泛地指她深刻的感受力。一位作家描述施剑翘富有极大的激励力量，因为她“恨人恨极，爱人爱极”（郑1988，第109页）。她能够真诚地体验各种情感，因此她对国家的爱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真正的爱国者就应该像施剑翘那样，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而对中国则满怀激情去爱。

就像施剑翘曾经在民国时期赢得公众同情一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唤起的爱国情感也被定义为是“女性的”。并不偶然的是，作为一个能够如此有效地激发起爱国主义热情的女爱国者，施剑翘被与其他真实的或虚构的、唤起人们爱国热情的女性人物一起相提并论。比如谢冰莹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爱国女性。她曾经参加北伐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就组织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而她描写北伐期间当女兵的痛苦经历的自传性文章在抗日战争中广为流传。洪长泰（Chang tai Hung）说到，谢冰莹的写作“绝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的宣传性文章，……相反，它们常常充满了泪水与痛苦（洪长泰[Hung]1994，第75页）。”很明显，这种写作能够取悦读者，激发他们的感情，并把他们融合成一个爱国的集体。洪长泰详细地说到，抗战时期话剧中的女英雄们与她们五四时期的姐妹有着显著的不同。五四女性是个人主体性和浪漫恋爱的先锋，但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战争女英雄们则代表着献身于国家的集体事业和热爱祖国（第76页）。谢冰莹的自传《女兵之传》讲的正是她的个人转变历程：五四时期，她是一个迷恋着流行爱情的女学生，20年代末觉醒并投身革命，最后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一个热爱祖国的爱国者。^[19]

除了真实的女性，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也用于动员爱国主义情感。在对八年抗战时期的话剧的研究中，洪长泰[Chang tai Hung]（1994）记载了戏剧家们如何生产出女性爱国主义的象征性力量。战时戏剧家们把话剧从城市的舞台带到内陆城市的街道上以争取大众支持，他们发现长期以来为中国民众所熟悉的女英雄的形象能够成为抗日运动的有力象征。正如施剑翘30年代明白要为她的复仇争取大众感情上的支持一样，40年代的剧作家们也明白，女战士和爱国妓女最适于调动大众对抗日运动的支持。由欧阳予倩创作的、以中国古代的女英雄花木兰为题材的《木兰从军》，是抗战时期最受欢迎的话剧之一。洪长泰认为，话剧中抵抗外族入侵的感情和孝顺双亲的主题思想很容易转变成抗日的感情和对中华民族的忠诚。^[20]

爱国主义被定义为女性情感，不仅仅因为像施剑翘这样的女性有效地代表了“情”。还因为她所激励的对象也被想象为以女性为主。一个回忆录中曾回忆，施剑翘在合川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是如何激励了合川第二女子中学的女学生们。在她到学校参观之后，施剑翘鼓励年轻的女孩们勤奋学习，热爱国家，加入抗日爱国运动（郑1988，第109页）。而这些女学生们也认为施剑翘是“勇敢的女中豪杰”。如果说施剑翘在民国时期所唤起的公众同情体现为在法庭的台阶上排起长队的女学生，那么她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对爱国情感的感召力则体现为这些准备投身于战争的女学生。

尽管30年代的公众同情和40年代的集体主义的爱国情感都被认为是女性化的，但它们有着重要的不同。如前所说，30年代的作家批评女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对凶手施剑翘的同情。一些人甚至发出严正的警告，认为这种女性化的同情是中国现代教育失败的症状。与之对比，40年代的作家们则为爱国者施剑翘所获得的公众支持而欢呼。女性的集体情感不再是被质疑的东西，而变成了战争时代国家力量的基础。另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这两种形式的集体情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有所不同。30年代对施剑翘的公众同情认为施剑翘是主持正义的复仇者、是一个女侠，她的存在是对国民党政权的含蓄批评。而40年代的爱国主义虽然也算得上是侠义的一种表达形式，但它并不作为与中央政府相对峙的另一种权威而存在。毋宁说，战时爱国主义成了为国民党领导下的国家的抵抗日本侵略凝聚大众支持的一种正面力量。简而言之，如果施剑翘的女性的“情”在30年代曾经一度是批判性的公众同情，那么在40年代，它已经变成了爱国主义的基石，为促进政权的战时规划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