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白这两个特赦令如何促使国家与其他政治势力讨价还价，也许最明白不过的方法就是去考察两个声名狼藉的政客在这两起事件中的作用。韩复榘，一个特立独行的山东省政府官员；冯玉祥，一个顽固地保持独立性的政要，利用刺杀事件推进他们的个人利益并与政权对抗。韩复榘在策划郑继成事件中的作用和冯玉祥在两个刺杀事件中的角色都被谣言的疑云笼罩着。这种混乱也许正中两人下怀，因为他们试图通过争取把原本是政治暗杀的行为界定为道德报应并予以认可的官方特赦，来掩盖事件背后的政治阴谋。此外两人还调动起人们的政治情绪来达到这一目的。反过来，特赦令也给政权提供了机会对这些特立独行的政客作出回应。通过准予宽大处理，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抚慰了这些政客。但在另一个层面上，特赦令还使得政府重申自己的权威，并作出这样的声明：它能比任何政治家个人都能更好地代表公众情绪并实现民族正义。
蒋介石面临着失去控制的华北局势。虽然他希望从半自治的军阀政治家手中夺取对华北的控制权，但蒋介石所拥有的军事实力却并不足以做到这些。不仅如此，日本的进犯也越发明显。各处有传言说地方军阀虽然名义上对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忠诚，但实际上却在与日本人暗中勾结。这样的局势下，中央政府无疑会认为由地方军阀自主实施的政治暴力是有损于政府声名的。然而这两个案子中也充斥着此类谣言。人们广泛地猜测，这两起复仇事件会不会实际上属于政治暗杀，这种猜测进一步凸显了此前社会上对于半自治军阀和处于中央控制之外私自操纵的政治家的焦虑情绪。
两起事件都卷入了诡计与猜测的迷雾中。在郑继成案子中，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这种说法认为韩复榘是刺杀行动的幕后指使者。众所周知韩复榘一直与中央政府对着干。蒋介石在北伐后曾用山东省政府主席的职位贿赂韩以换取他对冯玉祥的背叛，而韩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拥护也仅仅是名义上的。他的合作很少包含着对南京政权的考虑，这使得他与蒋的关系更加紧张。因此，这种特殊关系和韩复榘的动机很容易成为流言和猜测的目标。
很快有流言认为郑继成的孝义复仇仅仅是韩复榘对狗肉将军张宗昌的政治暗杀。据说，韩复榘对于张宗昌1931年突然返回华北以及他有可能策划政变的传闻感到十分不安。流言说，曾经身为军阀冯玉祥亲密部下的韩复榘一度向冯玉祥寻求建议；其时，冯组建“国民军”并借此重返权力中心的计划流产后，正暂时隐居泰山。冯、韩两人的再度联系使日本人传出了二人策划推翻蒋介石的说法（柯博文[Coble]1991，第64页）。接着很快便传出了这样的流言：两人密谋着暗杀张宗昌。据说冯玉祥推荐了曾在其国民军中的郑继成承担暗杀任务，并把暗杀设计为一场孝义复仇以赢得公众同情。郑继成的叔父、为张宗昌所杀的郑金声，与冯玉祥从辛亥革命时起就有交情，他们一起建立了新民山东同乡会（柴等，1957，第334页）。许多人认为冯个人也非常希望看到张宗昌本人死亡。
许多新闻报道都参与进这种猜测中。比如，上海出版的首家英文报纸《华北先驱报》马上对张宗昌将军被刺一事提出了疑问。一名记者说，他很奇怪为什么张宗昌明明知道山东政敌四布还要踏上这块土地。记者转述了张宗昌访问山东期间的一些诡异传闻。比如，当张宗昌得知韩复榘不来参加特地为他庆祝的宴会时，举止反常并且大为不安。据说，三个神情紧张的歌女令张宗昌更加警惕，张突然在宴会进行到一半时宣布他必须马上返回北平。而最令记者感到不正常的是郑继成和他的同伴在火车站被逮捕的方式。根据情报提供者所言，警察被命令放下武器去执行逮捕，而在刺客流露出要暗杀张的动机后竟然还被获许停留在月台上。他写到，“在射杀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没有看到任何一点要去制止凶手的努力，凶手继续镇静且不受阻拦地近距离向张宗昌开枪，直到他们打空子弹。在那之后，他们才被逮捕。”[40]作为一家西方报纸，《华北先驱报》倾向于以一种专注于挖掘秘闻的“窥私”方式去描述中国政治世界里正在发生的动向。对张宗昌案的上述描述便是这样一篇报道，这反映并加深了围绕着这一事件的总体谜团。[41]
根据最近韩复榘的一本传记，这些谣言确实是真的，韩复榘和冯玉祥不遗余力地想要杀死狗肉将军（吕伟俊1997，第96—104页）。这些真实的谣言说明了这一时期地方军阀确实享有着很大程度的自治性，这也是学者们早就发现的。然而，这里有意思的是，韩复榘还关注着公众的情绪，并希望政权能把暗杀事件展示为一个道德上合法的孝义复仇。因此，他介入了与蒋介石的协商中。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而言，谣言是否为属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充满猜测的氛围促成了韩复榘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在流言和怀疑的氛围中，韩复榘找到了推进他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的机会。
从一开始，韩复榘和山东省政府就发动了咄咄逼人的运动，调动山东公众的情绪来支持他们，试图赢得迅速的特赦。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长张苇村带头进行了这一系列的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如何争取特赦成为了国民党山东省委员会1932年9月5日举行的第167次会议上的中心议题。[42]这一会议的讨论结果在山东的主要报纸上发表，其结论是，郑的复仇为国家除掉了卖国贼张宗昌，因此是英雄的行为。这一会议的成员还得出结论，法律固然必须被弘扬，但也必须承认道德情理。市民团体向南京不断地发出电报，好几位有着全国影响的省级要人也声明了他们对郑的支持。[43]正如政府最终用市民团体的电报来为它赦免郑对张宗昌的刺杀辩护一样，山东省内各协会的活动成为了韩复榘借以推动政府行动的工具。
面临着如此强势的请愿和广泛的猜测时，蒋介石必须面对人们对特赦的要求，但他又不能表现得仅仅是因为屈从于韩复榘的压力才这样做。因此当韩公开要求南京政府放弃审判而直接签发特赦令时，中央坚持案子必须遵从司法程序。蒋介石给山东省政府发了一封日期标注为1932年9月9日的电报，在里面他说到：“刺张人犯，宜俟法院判决后，如科罪过重，再授特赦条例办理，庶于国法舆论，两能兼顾也。”[44]这封发表在《申报》上的电报建立起这样一个观念：司法界的权威必须被尊重，并且只有中央政府而不是军阀个人才能在正当的法律程序之后根据舆情使用特赦机制。蒋介石强调到，尽管法律和舆论可能互相冲突，但它们是同等重要的，并且只有政府的行政部门才能够使它们得到充分的注意。尽管他并没有像居正三年后所做的那样征引“党义”，但蒋仍然同意作为司法院院长的居正的逻辑，即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协调法律和大众情感之间的关系。
韩复榘显然收到了这一信号。9月10日，国民党山东省委员会提出请求的第二天，韩复榘突然改变了山东省政府的立场，恭敬地同意了中央政府认为审判必要的意见。上海的《申报》报道了山东和南京政权之间正在进行的合作与让步，它引用了山东省政府的声明：“省政府对于张案没有异议。我们将尊重中央政府和社会的意愿。”[45]然而，这样的让步仅仅是暂时的。在没有争取到第一时间的特赦后，韩确保了各种支持郑继成的电报的继续发出，并且在七年有期徒刑的初审判决下达之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再次提出了官方特赦的请求。1932年11月下旬，韩的坚韧不拔终于得到了回报。中央政府里的几个高级官员也援引舆情请求蒋介石给予特赦，并且得到了成功。[46]1933年3月，特赦终于被批准了。(www.xing528.com)
韩复榘和蒋介石的上述交锋证明了，在特赦的过程中存在着使双方都能达到他们的目的的空间。对于山东省政府来说，郑继成最终获得了特赦，从而，一个处心积虑的政治暗杀事件经由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威而被合法化，变为正义的复仇。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一场程序完整的审判维护了法院的合法性，同时也显示了政府的宽宏大量，并把政府的形象树立为案件的最终裁决者。此外，官方的特赦为政权控制像韩复榘这样的政治暴发户提供了手段。因为尽管韩实现了他自己的目标，杀掉了对其有威胁性的敌人，并最终通过讨价还价而为他雇的刺客赢得了官方的宽恕，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仍然被迫承认中央政府的最终权威性。
三年后，与施剑翘案有关的流言和异端邪说加剧了早已存在的对于国民党统一性和合法性的怀疑。一股怀疑的总体气氛包围了1935年的这桩谋杀案。这样一种猜测流行着：孙传芳被刺是更大的阴谋和政治的一部分，其中有着20年代上海地区政治角逐者的介入。[47]还有流言说施剑翘实际上是一名军统局特务，她杀死孙传芳是奉命行事。[48]关于官方在幕后策划了这起谋杀事件的怀疑，最鲜明地体现在《清华周刊》的愤世嫉俗的评论上。《清华周刊》是一家定期发表社会评论和政治观察的周刊。在官方的特赦声明发表后，一位作者怀疑施剑翘事件是从一开始便被策划好的。作者发现，施剑翘刚刚被释放，就被一辆政府的小车接走，接到来自南京的支持她的电报，又赢得媒体对她重返北平的持续报道，从这些事件判断，难怪凶手能够在审判期间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勇敢镇定的外表。作者说到，“我想希望猫子放开老鼠这事恐怕不太容易。但如果猫口里含着的原来只是自己的小猫，则玩玩一定是可以放去的。”这句话是根据“猫鼠同眠”这个俚语发挥的，它比喻腐败的官员与罪犯勾结。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作者认为施剑翘的获释是因为她与政府的关系网：如果施剑翘是一只老鼠，她决不可能获得特赦；但作为一只猫宝宝，也就是政权自身的血脉，她当然能够获得特殊待遇（古1936）。
与郑继成案子相比，没有证据表明施获得特殊待遇的谣言属实。然而，猜疑的氛围仍然具有值得注意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因为它牵涉到这样一种怀疑：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蒋介石的意志。换句话说，如果说郑继成案让人们怀疑蒋介石是否有能力控制韩复榘和华北局势，那么施剑翘案则让人们怀疑政权除了对地方军阀的控制之外，是否有能力控制与中央政府自身息息相关的事务。那么冯玉祥在这个事件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在郑案中，冯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幕后给韩复榘提供参谋，但在施案中，他似乎扮演了一个更为人所知、也更具体的角色——使女凶犯重获自由。比如，在冯玉祥过世后出版的日记中，并没有提到他从一开始便策划了施剑翘事件，而仅仅提到了他曾在刺杀事件发生后，以中间人的身份做了很多幕后工作，劝说蒋介石给予施剑翘特赦（冯1992，第3—5卷）。
特别的是，冯玉祥的日记有意思地表明，即便在某些程序性步骤倾向于给施剑翘特赦时，冯个人的拥护也在事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他的日记，1935年11月14日，刺杀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施剑翘的弟弟施则凡和堂弟施仲达与他进行联系。虽然简短的日记中仅仅提到两人前来拜访，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但是从他们拜访的日期来看，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他们是来讨论为姐姐争取特赦的可能性的。11月30日的日记也确实显示了冯已经在为争取施剑翘的特赦而进行活动，他与最高法院院长蒋揖唐和司法院院长居正进行了会见。1935年12月21日，冯玉祥会见了蒋介石，提起了关于特赦的问题。1936年1月27日，他再次与蒋碰面，提醒他施剑翘获得了巨大的人心。不过，正如在郑继成案中没有特赦的真正可能，施剑翘的案子也必须经过法院系统的审理。冯因此必须等到1936年9月法律审判完结之时，才能开始进行特赦的游说。9月21日，他重新跟蒋揖唐、居正和司法院副院长覃振联系。他一得到他们对特赦的支持，就赶往国民政府委员会。在9月27日的日记里，他记录了他如何起草了声援特赦的信，让八位德高望重的老参议员在上面签字，并交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手里。[49]冯的毅力换来了对特赦令的投票表决，表决在1936年10月12日上午11点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一开始，特赦的提案就被摆上桌面，冯的声援信被宣读，这时林森主席说，如果没有异议的话，特赦将被批准。五十三位成员投票同意了这个提案。特赦令宣布后，施剑翘在一次访谈中承认她的特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冯玉祥在幕后的游说。[50]
冯玉祥之所以决定充当施剑翘的保护人，与他希望巩固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的个人计划是密不可分的，往大里说，这也关系到他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冯与蒋的关系在整个民国时期一直众所周知地紧张。作为国民党政权最强大、最持久的敌人，冯是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加入国民政府的。1935年秋季，蒋个人说服冯从隐居的泰山中复出，回到南京国民政府。冯玉祥的复出闹得沸沸扬扬。[51]媒体集中报道了冯如何脱下隐居的布衣、换上与他国民党议员的新职位相适应的装束的。[52]然而，尽管有这种着装上的变化，冯对蒋的义务仍然是暧昧不明的（谢里登[Sheridan]1966，第273—280页）。他对蒋的效忠从来都不完全可靠，冯也毫不犹豫地利用他在国民政府中的新职位来推进他个人的利益，并把他自己描述成一个比蒋介石更为爱国的将领。比如，他坚持于自己的抗日活动，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十分令人恼怒的，因为蒋当时正在推行着很不得人心的亲日政策。
冯在争取施剑翘释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他希望展示他更高形式的爱国主义这一更大的个人企图有关。冯玉祥对公众声明他对施剑翘特赦的兴趣最初源于他对施剑翘之叔施从云的忠诚，施从云是他的老朋友，也是1911年辛亥革命中的同僚。冯和施从云都曾是北洋军阀军官集团中一个军官小组的成员，并曾一起参加过发动于1910年12月29日、后来遭到悲剧性失败的滦州起义，这次起义只持续了几天，后来变成一场彻底的灾难。起义者被内部成员所背叛，被逮捕并处决。由于冯玉祥因为印刷非法的革命传单而在起义当天被逮捕，因此他错过了起义并逃脱了落到他同志们身上的命运。[53]
冯把他为施剑翘争取特赦的行为展示成他对滦州起义的纪念。根据冯的日记，1936年初，冯争取特赦的活动是与他纪念滦州起义的活动同时的。[54]二月份的几则日记描述了他与当地政府共同制造纪念牌匾和墓园的过程。3月3日，施剑翘之叔施从云被官方授予革命烈士的称号。正是在这段时间前后，冯在日记里记录了他为施剑翘争取官方宽恕的活动，他在2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他与蒋介石讨论特赦的可能性。到了1936年秋季，滦州起义的纪念活动已经组织得差不多了，而施剑翘的特赦也得到了宣布。[55]10月16日，冯写到，自从来到南京后，他已经为“大众革命”办了好几件事，包括纪念滦州起义和施剑翘的特赦。那么对于冯来说，对烈士施从云的侄女施剑翘的特赦可谓正逢其时，给他的纪念滦州起义的活动带来了公众的关注。这双重的规划是带有政治深意的。当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正遭到公众的猛烈质疑时，冯玉祥对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的纪念和他为施剑翘积极争取特赦的行动很容易就获得明显的意义，并且也进一步引起关于他效忠中央政府的真实本质为何的猜测。[56]
最后，冯玉祥对这两个暗杀事件的参与显示出中国20世纪早期“人情”在推动政治关系上的重要性。萧邦奇（R.Keith.Schoppa）（1995）讨论了中国20世纪早期的地域和社会网络在发动革命中的作用。他发现民国早期的政治网络和政治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个人友谊、学校纽带、同乡纽带和共同的革命经验之上。所有这些纽带在建构冯玉祥与这两个暗杀案之间的复杂关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冯玉祥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新民山东同乡会”的革命活动，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一个军事学习的社团，但暗地里则参与着革命活动。冯玉祥的这一经历特别决定了他对郑继成和施剑翘命运如此尽心尽力。这个协会的参与者还有施剑翘的叔父施从云，郑继成的叔父郑金声，以及国民党最重要的元老之一张之江，他曾帮助冯玉祥争取施剑翘的特赦（柴1957，第334页）。这些“人情”的联系是冯推进其政治规划的基础。利用这些与郑继成、施剑翘有关的关系，他帮韩复榘除掉了山东的张宗昌，并建立起他个人的、与蒋介石截然不同的革命声望，即便他参加了国民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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