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女性美德同情的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对施案的评论都是完全负面的。发表在女性出版物上的评论更倾向于同情施剑翘。^[34]这些文章更多地注意到施剑翘的性别所具有的意义，而在前述评论家那里性别问题只是轻蔑地一笔带过而已。虽然也许对施剑翘性别的这种群体的忽视或关注可以部分地归因于30年代期刊出版的专业化，但它还是显示了现代性的话语是如何被性别化的。对于左派和法制改革者来说，施剑翘的女性激情犯罪是对他们默认为男性的现代性话语的反证。与之对比，一小群女性出版界的作家热烈地赞扬并集中关注了她的性别。这些少数评论家特别将施剑翘视为他们的女权主义立场的旗帜，女权主义者们将妇女的权利推崇为中国现代性和国家力量的基础。然而即使这些支持者们由于他们对性别的明确关注而区别于其他评论家，他们却同样分享着一般精英们对过度的情的反对，他们在肯定凶手时格外小心地不把她看成充满激情的新女性，而看成是刻板的、去性别化的、富于美德的民族女英雄。

对严格的女性美德的推崇是针对以情、激情和性欲为核心的现代性论调的反拨。到了30年代，女性作家试图把自己与早年“五四”思想家们以及当代关于新女性的商业话语区别开来。把性解放并追求自由爱情的新女性作为现代性先驱的“五四”规划已经失败了，与“五四”世界主义相联系的放纵不羁的女性性爱和欲望带上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的色彩。同时，随着道德上暧昧的、极其性欲化和商品化的新女性形象在消费文化中的兴起，南京时期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们也由于他们无法对这个强大的修辞作出解释而感到愈加沮丧（李木兰[Edwards]2000）。在这个背景下，女性出版界中支持施剑翘的人们避免谈及她的性，而转向关注她英勇的美德动机。

诞生于晚清的女性出版物是爱国主义和改革的产物。尽管个人出版物经常有着很短的寿命并在资金、流通、审查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女性出版物总体来说在中国20世纪初的印刷文化中还是极有影响力的。晚清较早的刊物主要谈论的是女孩子的教育、废除缠足陋习和男女平等这样的话题。民国的女性刊物继续把妇女问题与国家救亡等当时更为具体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像同时代日本和西欧的女性出版物一样，这些期刊并不只由女人们编辑或购买，而是有着男女混杂的读者群和编者群。^[35]在阶级和宗教上，这些期刊通常局限于城市环境中更有教养的阶层。进入30年代后，随着审查制度和出版限制的加剧，几家大的女性刊物倒闭了。不过剩下的刊物，包括《妇女月报》、《妇女生活》、《妇女共鸣》等几家杂志仍在对妇女问题及其与更大的政治问题之联系表达着明确的关注，并且女人和男人都参与着它们的写作和阅读。本书中对施剑翘案的评论就引自这些刊物。

女性出版物上发表的一些对施剑翘案的评论与当时国家发起的重新整理古代美德的政治实践有相似之处。与新生活运动对儒家道德正当性的强调相呼应，重新为女性下定义的保守道学家们推崇女性贞洁的品性、端庄的举止，以及纯粹的古典美德，将这些女性特质视为拯救中华民族全体的基础（戴瑙玛[Diamond]1975）。女性评论家笑予在针对施剑翘案的评论文章中正是这样做的。她注意到了施的纯洁无瑕的道德记录和她完全可靠的孝心，她说施剑翘应该被奉为有勇气、有美德的杰出女性：“当此世风日下，人欲横流，道德沦亡之时，施以一弱女子，竟能背夫弃子，以尽孝道，施岂非人杰也哉！”（笑1936）^[36]对笑予来说，施之英勇并不是因为她体现了打破偶像主义的性解放的理想，而是因为她纯洁古典的美德和她代表的勇敢牺牲精神。(www.xing528.com)

这些女性作者表现出来的道德保守主义并不意味着她们拒绝女权主义的现代性立场。相反，笑予注意到了施剑翘是性别平等的模范。为此笑予在施作为女子的柔弱和她英勇的道德牺牲之间作了鲜明有效的对比。“弱女子”一词常常为同情施剑翘的评论所用，它与“五四”时期与“传统”柔弱女性对抗的强悍的新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新女性们可以把自己从裹脚布中解放出来，并且在更大的隐喻意义上能把中国从儒家父权规范这个“裹脚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一桎梏是使妇女和民族长期积贫积弱的原因。与此相比，对施剑翘的赞美中刻意强调了她体质的柔弱。这样一种对柔弱体质的强调是为了与她在精神上的强大美德作出鲜明对比。不奇怪的是，笑予说施氏的正直品性是如此具有模范性，以至于她不只在女性中出类拔萃，并且在男人中也是罕见的。笑予最后胜利地总结说，施的美德证明了自古以来将男子的出生冠以“弄璋”而女子的出生贬为“弄瓦”的传统是多么没有道理。

与笑予这样的道德保守派对比，妇女界中的一些同情者小心地不去赞扬她古典的孝德，而是称赞她是个女权主义英雄。这些作家与保守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以明确的去性别化的方式表达对施剑翘的赞赏。比如，《妇女月报》的作者莉影用溢美之词称赞施剑翘代表了女性和民族的英雄。莉影称赞施是“我们女界应当钦佩的人物”，赞美她是“刚毅勇敢的奇女子，真是凤毛麟角”，是“女界的先导”，并认为“她能侥幸得于不死，像这样不屈不挠的典型女性，当此国家多事之秋！”（莉1935，第3页）。^[37]这里面唯一的激情被升华成了国家英雄主义。在左派和改革派对施剑翘的评论中明显体现出的对性别激情和感情的不信任也成为了妇女刊物上刊登的大部分评论的特点。同情者们也注意避免他们对施剑翘贞洁的情的赞扬使人想起对新女性色情化想象，因此集中关注忠贞的女性美德、纯洁的英雄主义、民族集体主义等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