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复仇案：国家统一的阻碍与社会冲突

可以感觉到，一种对国家解体的恐惧几乎渗透了所有对施剑翘事件的批评性言论。在长达20年的无能的议会共和制和军阀混战后，一种民族危机感揪住了全国上下的心。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媒体赞扬施剑翘的孝义报仇实现了国家正义，而更为精英的评论家则反对这一看法。他们争辩，施的复仇恰恰证明了前一个阶段的混乱正在威胁并侵蚀着当下的国家。认为施剑翘的报仇行为属于“私仇”的评论成功地唤起了弥漫着整个讨论的道德紧迫感。复合词“私仇”中的前缀词“私”，自然地让人们想起“公”的概念。这一对古老的道德概念长期以来作为修辞手段标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道德参数。“公”被认为在伦理上有益于更大的政体，而“私”则标记着那些有害的行为。^[14]因此，通过将这种复仇行为指认为一种“私仇”，评论家们对施剑翘的报复行为作出了绝对的谴责。

很多这样的道德谴责来自五四运动遗留下的打破偶像主义。复仇被指责是自私的，因为它是由危险而过时的孝义伦理驱动的。像他们的五四前辈那样，这些现代文人否认各种形式的传统人情的合法性、互惠之个人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家庭伦理在未来中国政治中的重要位置。30年代的作家们也超越了五四的早期批评，担心以情为动机的复仇是当下仍在继续的军阀阴谋的信号，这会危害一个仍在勉力实现统一的国家。在整整十年的内战过后，南京时期忧心忡忡的观察家们认为施剑翘的复仇是目前仍在阻碍国家统一的社会冲突的不祥信号。

对20年代与30年代之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研究20年代的军阀割据如何产生了30年代政治和军事主义的特色。然而很少有人研究南京十年的政治如何改变了人们对前一个军阀时代的记忆。比如，很少人去审视人们对前十年的纷乱记忆和争论如何成为了后十年构想一个国家并使其集权化的重要因素。施剑翘事件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切入点。对于施氏的复仇究竟是前十年的危险产品，还是解决前十年危机的有效方法充满了各不相同的阐释。而两种解释方法的不同来源于30年代对女性之“情”对于国家和道德的意义的不同看法。

批评的人们将施氏的行为贬斥为“私仇”，认为她的行为是社会混乱的一部分。不少人认为施从滨自己就是一个小军阀，他的死不过是自私自利的军阀斗争中的一起伤亡事件而已。^[15]《妇女生活》的一名投稿者愤怒地将施剑翘的报仇称为中国政治版图上星罗棋布的许多小型家族恩怨（petty vendetta）中的一起。他说，这些恶性事件使中国无法与帝国主义野兽对抗，那些野兽才是中国真正的民族敌人，它们制造了民族间的仇恨和“公共”的复仇。^[16]这个作者及他的同类人不仅为施剑翘的行为烦恼，而且还为对施氏复仇的广泛赞许和赋予复仇正当意义的另一种道德话语而烦恼。一个《国闻周报》的投稿者明确指责大众对孝的迷信。他写道，对这种道德感情的无条件敬仰蒙蔽了人们，他们看不到这种复仇举动只会导致更多的仇杀案。^[17]

评论家蔑视庶民大众对事件的解读，这在他们对“因果报应”的宗教叙述的关注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报应”像复仇一样与20世纪的军阀纷争联系了起来。施氏自我描述为“因果报应”的工具在市民中引起了极为同情的共鸣，因为这些人经常阅读因果报应的传奇故事。公众知识分子则与市民不同，他们对“因果报应”的佛教观念抱有极大的敌意。精英们对佛教的质疑当然并不新鲜。早在唐朝（618—907年）韩愈就写下了成为后世经典的《论佛骨表》，对宫廷供养佛骨的仪式进行谴责。在文人话语中，佛教是异端邪说，是不道德行为之一种，是道德和社会堕落的明确标志。^[18]遁入佛门一直被认为是自私的逃避人世的行为。并且在小说里，寺院被视为各种诡异事件发生的场所。佛教寺院不仅是神谕和顿悟之地，它也经常被描述为阴谋家们藏匿和不伦的性行为发生的场所。(www.xing528.com)

对佛教的蔑视一直持续到20世纪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几重含义，其中一些出现在对施剑翘的评论中。比如，马克思主义尽管与几百年前关于佛教不祥的警告相呼应，它却有着全新的逻辑：佛教是使大众愚昧无知的封建思想的标志。比如，评论家柳湜在左翼杂志《大众生活》上发表的生动的、多层次的长篇阔论中批判了赞许施剑翘的几种论述，但他把最尖锐的批评指向了因果报应或者说“恶有恶报”的佛教观念。他认为，这些信仰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如果说孙传芳的死是由于他过去的罪恶而命中注定，那么照此而言，施从滨被砍头的下场也应该是由于他有一段可疑的历史。柳湜毫不掩饰他的轻蔑地作结论说，这些解释最多不过是庸人毫无意义的谈论（柳1935）。

在施剑翘的案子中，精英对佛教的批评也出于对国家混乱和军阀卖国的恐惧。在那个时代的文化想象中，佛寺经常被想象成是藏匿军阀、或下野军阀等待重出江湖的场所。并不令人惊奇的是，人们怀疑孙传芳宣称要洗涤罪过的佛教愿望并不真诚，有关他要重出江湖的谣言也沸沸扬扬。对孙传芳新拾获的信仰表示怀疑的评论家们使用了古代以来对佛教的文人话语套路来表达对孙传芳的憎恶。比如，评论家平心不仅谴责孙传芳，也谴责了所有像他一样的军阀。他控诉孙传芳这样的军阀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把她们当玩物，玩腻了就扔。这些军阀声称要遁入佛门涅槃，但实际上是“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作着掠夺民脂民膏的罪恶行径。平心在结尾警告尽管他们今天可以轻松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明天也可以同样迅速地“放下佛经，立地复屠”（平1935）。作家莉影也控诉孙传芳是个不管外侮侵略、国家存亡、只会无用地躲起来装作不闻不见的社会废物。^[19]

另外，这些控诉的重点是佛教的虚伪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佛教一直教诲人们任何与世俗愿望的羁绊都必须彻底清除，这样才可达到彻悟。但在施剑翘的案子中，评论家们却控诉佛教与它主张的相反，鼓励像军事权力这样的非常真实的世俗欲望。他们认为佛教使孙传芳这样的军阀能够制造他们从腐败的政治世界中隐退的幻觉，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对佛教虚伪性的控诉并不只是针对孙传芳一个人。平心说施剑翘也犯下了和佛教一样严重的道德错误。她的复仇像佛教信仰一样造成了国家能够被拯救的错觉，但实际上却只能造成道德和民族的进一步堕落（平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