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群众心里是盲目。

——乙木对同时代一桩激情犯罪的评论

《益世报》1935年5月3日

尽管本章题辞描述的是同时代一个名叫刘景桂的女凶手的一桩激情犯罪（具体案情我将在本章结尾详述），但它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即使是得到公众关注的女性的激情犯罪仍会引起精英评论家们如此显著的焦虑。与施剑翘事件在城市媒体和娱乐界获得的赞赏性的支持相比，发表在报纸社论、法律杂志、左翼期刊、社会和政治周刊及女性出版物上的更为“精英”的社会评论对施剑翘事件和其他女性激情犯罪采取了相当否定的态度。尽管对女凶手们充满轻蔑，这些批判性的文字却酸溜溜地承认，这些事件与当时更大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联系了起来。柳湜在评论施剑翘事件时做了很好的总结。他最初以为施氏的新闻是一个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私人事件，后来却改变了看法。当这桩案子成为街谈巷议时，每个人都不得不注意起这个案件（柳1935）。在致力于公众舆论时，不同政治信仰之期刊杂志的社论家和投稿者们都注意到了这个案子。这群舆论领袖争论的首要问题是：这个复仇女子建基于“情”之上的复仇究竟是应该作为一桩在道德上有益于国家的公开行为来加以褒扬，还是应该作为现代社会绝不应宽容的私人复仇而加以谴责？(www.xing528.com)

随着这些争论的展开，争论的焦点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为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应当如何建立强大的社会和国家，而情在这个过程中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尽管道德的真情表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曾使人际关系、社会纽带、甚至更大的政治联系变得和睦而有意义，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情和它的道德、社会意义经受了严厉的审视。评论施剑翘案的作者们既没有对凶手诉诸于孝的激情、也没有对普遍的公众同情表现出耐心。两种形式的情都被认为在本质上是自私的、特殊主义的、传统的，而且嘲弄地与女性联系起来。更甚者，左翼作家、法治提倡者以及其他不耐烦的评论家们将这些“情”放在与他们自己具有公益精神、普世主义的现代性规划相对立的位置上。

本章将识别当时社会评论者们对“情”抱有敌意的几种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对主张现代解放来自于女性的进步情感的五四话语的强烈幻灭感。南京政府时期的文人们主张“理性”的、并且默认是男权的现代性规划，包括客观的法治和科学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对情的敌意也部分源自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在30年代日益尴尬的处境。批评家和城市职业人士发现，他们作为社会道德裁决者的地位和他们对专业知识的垄断遭到了日益壮大的庶民公众和侵犯性的威权主义政府的左右围攻，而庶民公众的集体情绪则被蓬勃发展的新的大众传媒所制造和传播。为了重整地盘，这些自命为舆论制造者的人们对他们认为是女性化的大众和它变化无常的本性表达了显著的不悦和直接的嘲笑。他们也蔑视政府企图动员公众情绪来支持中央权威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