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小姐施剑翘自为乃父施从滨复仇，刺杀孙传芳后，一时轰动全国，大快人心，各地戏院，均争相竞排侠女复仇记，号召力之大盛极一时。
——《福尔摩斯》，1936年11月6日
在这样一个轰动性新闻成为常态的时代，施剑翘的案子却设法凸显了出来。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好几起政治人物被暗杀的事件，引人注目的女刺客们高频率地出现。国民党政权依靠一支非正规的部队从事对敌对势力的政治谋杀，而针对军阀的仇杀也并不是头一次出现。一个极为相似的家族报仇的案子在三年前就已经发生过，在这个案子里，郑继成为叔报仇而杀了退休军阀张宗昌。[1]不少女性参与到了暴力的公众行为中。就在施剑翘杀孙传芳的几个月前，中国的城市公众目睹了一场极为轰动的女性激情犯罪，一个名叫刘景桂的女人杀了她的情敌。[2]然而，无论是对张宗昌的谋杀还是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刘景桂的犯罪，都没有像施剑翘案那样引起这么大的反响。[3]一位《玲珑》杂志的投稿人，在这一上海女性杂志上清楚地记录了施剑翘案引起的反响：“近年来女子以轰然一击而震惊全国的，大有人在，而最近施剑翘女士枪杀下野军阀孙传芳的事，乃尤为奇特！”[4](www.xing528.com)
尽管施剑翘在与媒体打交道时极为机敏，但她依然不能预见到媒体会把她的传奇故事如此地挪用、添枝加叶，变成一场轰动性事件。记者们喧嚣着报道这个正在展开的案子，各大剧院为搬演这一故事激烈竞争。杀人案和随之而来的审判孕育了报纸上的连载小说，纪实小说和广播里的评弹。事件主角的照片迅速地出现在了一批画报和副刊上。[5]作家们在回忆中谈到了这一案子的影响力。郑逸梅在他的回忆录里惊奇地描述这一事件是如何在日报中被详尽报道，被改编成戏剧，甚至被搬上银幕（郑1992，第73—76页）。尽管并无证据表明这样一部电影曾经被摄制出来，但流言传说有过这么一个拍电影的计划。1936年的一篇文章说，施剑翘被邀请到华乐剧院观摩电影《青城十九侠》之后，立刻传出了上海的联华影业公司打算把她的故事拍成《侠女复仇记影片》的说法。不过郑的文章说，这种猜测最终没有得到事实的印证，[6]这仅仅是轰动本身产生的消息。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轰动的意义？这一章开头的引文表明，对施剑翘案子的广泛新闻报道和娱乐化改编在制造集体同情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晶报》投稿者评论说，全国上下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对这位女儿抱以同情。《福尔摩斯》的一个匿名撰稿人在剧院改编故事和人们的情感成为“强大力量”两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这一章将探讨以这个案子为中心的媒体事件，以图理解对施案的新闻报道和小说改编如何为那个时期身处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中的公众创造了讨论一些原本无法公开讨论的话题的机会。正是在小说和戏剧的领域中，对复仇女的集体同情增长起来，这种同情反过来合法化了那些在改编中不断被探索和赞扬的话题和典范。当某些典范承担起隐蔽的、或者有时候不那么隐蔽的社会和政治批评的时候，公众同情本身就变得政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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