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施剑翘复仇案：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除了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显著的例外（林培瑞[Link]1981；李海燕[Lee]2001；王德威1997），学术界很少从情绪和情感的角度研究20世纪早期的中国历史。这种情况可归因于一般历史研究界对情感的长期漠视。作为一个现代学科，黑格尔认为历史应当推动民族国家迈向进步和理性的论断一直影响着史学研究。长久以来，史学家认定其研究必须建立在对过去事件的理性而客观的探索上。史学界受黑格尔思想影响的另一表现是对情感和非理性的强烈怀疑。直到20世纪末期，随着后结构主义对社会科学认识论的批判和性别研究提出的理论挑战，史学家才开始承认情感的重要性。例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以理论的高度对主体性、身体和情感进行探讨的研究。通过将其“历史化”，或者按福柯的说法，通过考察现代主体性的“谱系”，福柯理清了现代自我、权力、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包括既是认知主体又是被认知客体的现代主体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被建构的过程。^[33]朱安·斯科特（Joan Scott）（1988）和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1990）等性别研究学者受福柯等后结构理论家的启发，质疑了对“性别”（gender）和“性”（sex）的形而上的本质的预设。他们揭露了“性别”和“性”的身份被塑造的历史过程，以及性别和性如何反过来影响了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汲取了这些理论资源，史学家也开始研究主体性、性别、身体和情感的历史。主攻现代欧洲的史家们开始认真地把感情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这些学者质疑了情感和启蒙运动二元对立这一长期以来的框架，展示了情感在旧贵族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现代社会摒弃了以阶级和血缘划分社会层次的做法，而将情感经验奉为资产阶级个体身份的道德基础。这种内在的人的社会性进而成为崭新市民社会的基石（邓比[Denby]1994）。18世纪言情小说的兴起和对家庭生活的重视也与性的历史（性别差异）、中产阶级身份的崛起、以及公/私领域之划分的形成（见阿姆斯特朗[Armstrong]1995；古德曼[Goodman]1992等）息息相关。情感曾在法国大革命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随着由理性调节的、被契约和法律所约束的关系被学者奉为新的、男性的公共领域的基石，情感日益退居到私人领域之中，（见哈贝马斯[Habermans]1989；兰德斯[Landes]1988）。

情感对现代性的意义并非现代西方所独有。如果我们考察其他有关情感和非西方现代性的论著，便可以发现非西方社会中共同存在的一种全球模式，即，策略性地运用早前的、“传统”的道德感情，用以创造现代社会。可见现代性并非从西方“输向”世界各地那么简单。理解各国的消费文化和大众媒体动员群众和塑造现代社会的相似之处，能让我们更好地认清资本主义对全球的影响。研究中国以外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学和人类学家们指出了情感和道德在建构现代性和市民身份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譬如巴西（科菲尔德[Caufield]2000）。另一些学者则审视了在现代埃及中，诗性的情感和对端庄举止的规范如何塑造了游牧民族贝都因女人的抵抗策略（艾布-庐古德[Abu Lughod]2000）。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私人领域与现代殖民统治中至为重要的种族等级之间互相联系、互相缠结的关系（斯特勒[Stoler]2002）。这项研究期望延续这一对话，探讨“情”在创造市民公众、想象后儒家社会以及划分现代中国的道德、司法和政治权力之边界中的角色。

【注释】

[1]施剑翘生于1906年，卒于1979年。孙传芳生于1885，卒于1935年。更多关于两人的生平，可见第一章。

[2]天津在上世纪30年代是条约口岸，并被分割为好几个租界，供外国人居住。租借内的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免于中国的司法管辖。租界内还住有一些富裕的华人，但他们仍得遵守中国法律。

[3]关于刺案发生的经过见于翌日的各大报章。其中有《大公报》（天津），1935年11月14日第4版；《益世报》（天津），1935年11月14日第5版；《晨报》（北平），1935年11月14日第6版；《北平时报》（北平），1935年11月14日第4版；《新天津报》（天津），1935年11月14日第5版；《申报》（上海），1935年11月14日第4版；《新闻报》（上海），1935年11月14日第5版。

[4]《大公报》（天津），1935年11月14日第4版。

[5]《益世报》（天津），1935年11月14日第5版。

[6]施案发生时，北京称为北平。1928年，国民党设国民政府于南京，并改北京为北平。

[7]见柳1935，第70页。汪精卫被行刺一事发生在1935年10月下旬在南京召开的国民政府第四届六中全会上，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刺客孙凤鸣声称刺杀汪精卫是由于不满后者的亲日政策，但有谣言指蒋介石才是案件的幕后黑手，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想在不触怒日本的情况下除掉汪精卫。

[8]大量的野史记载这宗案子，包括史鹏1986；马新华、后志刚1993；曹华1994；史鹏1987。

[9]韩非子：《扬权》，1936，2：8。

[10]文中注释见《汉语大词典》中“同情”词条。该词条记载了“同情”一词从韩非子的“扬权”到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不同时期的用法。

[11]尽管“民意”一词在20和30年代仍在使用，但却失去了晚清时被赋予的政治意涵。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称民意在20年代的政治话语中遭“降格”（1996，第206—215页），并认为这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从致力建立自由主义立宪政体转向实行一党训政的结果。20世纪前25年，自由主义宪政秩序渐被咎病为难以驾驭的东西。

[12]关于这场讨论，可见1993年出版的《近代中国》（Modern China）（第十九期第二号）。其中罗威廉（William Rowe）和兰钦（Mary Rankin）两位学者主张中国曾存有公共领域；而黄宗智（ Philip Huang）和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则认为公共领域未曾在中国出现。

[13]例如黄宗智的“第三域”是一空间概念（1993）。“第三域”曾被批评为一个不精准且过于模糊的分析角度，见王国斌（Wong）1993。

[14]例如顾德曼（Bryna Goodman）（1995）和钱曾瑗（Michael Tsin）（1999）指出政权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互动包含多样性，一时势不两立，一时又为着共同的目标互相合作。

[15]杨凯里显然是受了阿尔都塞的影响，认为“呼唤”有助于构成或“询唤”（阿尔都塞语）社会身份。见阿尔都塞（ Althusser）1971，第170—176页。(www.xing528.com)

[1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民族群体和民族主义的研究（1991）提出政治群体是被“想象”出来的概念。

[17]关于清末“舆论”是一个抽象概念的阐述，见季家珍1996；有关报告文学中的“都市人群”，见罗福林2002，第二、三章。

[18]关于晚清，见季家珍（Judge）1996；傅佛果、沙培德（Fogel and Zarrow）1997；柯瑞佳、沙培德（Karl and Zarrow）2002。至于20年代，可参见全大伟（Strand）1989有关北京都市政治的研究；钱曾瑗（Tsin）1999关于国民党在广东动员工人的讨论；及徐小群（Xu）2001有关专业团体在上海的发展的描述。

[19]活跃于30年代的林语堂（1968）也许是最先提出民国时期的媒体只有低俗的商业炒作和煽情的矫揉造作的论者之一。

[20]较早期的欧洲史学者大多对大众传媒不怀好感，把它视为操控大众，压制自主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其中研究欧洲法西斯政治的名著，George Mosse的《大众的国民化》（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1975）把经传媒炒作的仪式和节日视为资产阶级精英与法西斯政权合谋掌控大众和巩固权力的手段。除了法兰克福学派，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有关国家如何与统治阶级合谋利用意识形态赢得被征服者的“同意”（consent）的著作亦影响着史学界。晚近的欧洲史学者已开始对传媒和消费文化是否支持威权统治和政治霸权的课题提出新观点，见史沃兹（Schwartz）1999及夏亚（Shaya）2004。

[21]正如Susan Buck Morss（1989）所言，本雅明尚未完成却已引人入胜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Passagen Werk；英译为Arcades Project）（本雅明1999）提出了现代城市是一个“幻景”（phantasmagoria），是一个对所有人许诺了现代生活方式，却实际上无视持续的阶级对抗而为法西斯政权铺平道路的幻觉。

[22]欧洲史学者们最近已开始质疑对观看行为建构现代社会的过分重视。比如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格里高里·夏亚（Gregory Shaya）提出“badaud”亦即“伸长脖子看热闹的人”的重要性。这些人“参与着一个在痛苦及愤怒的奇观中锻造而成的社群，进而缔造一个新的都市人群”（2004，76）。笔者在学理上的观点与夏亚相似，但本研究的中心不是放在“看热闹”的行为，而是放在同情上。

[23]顾德曼最近有关1922年席上珍自杀案引起的社会争议的研究是一个例外。席上珍是一名“新女性”，并在其雇主的办公室里自杀。顾德曼（Goodman）（2005）主张以“性化”的角度看待公众。她指出在20年代，“新女性”本身是奇异醒目的事物，传媒对她们作煽情的特写是满足了公众中追看这类新闻的读者的色欲想象。

[24]从性别角度批评法兰克福学派有关大众文化的理论，可见胡伊森（Huyssen）1986。

[25]见哈贝马斯（Habermas）1989。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批评哈贝马斯者大有人在，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可见米汉（Meehan）1995，此外，兰德斯（Landes 1988）的史学研究是对哈贝马斯忽略思考性别问题的回应。与哈贝马斯的研究相反，兰德斯将性别分析提升为其有关17和18世纪法国文艺沙龙和公共领域的论述的核心。

[26]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便提过“新女性”，是其中一位最先使用该词的知识分子。该词指涉着一种理想化的女性典范；“新女性”开明的激情因表现代表着新中国要成为世界一员的理想，而被誉为美德。第三章里将更详细地讨论新女性概念。

[27]有关古典文献中“情”的多种意思，见余1997。有关情在明清时期谱系的论述，见黄卫总（Martin Huang）2001第二章。

[28]“人情”一词难以翻译成英语，在字面上它是对人们感受到的人际关系的总称。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将这一复合词译为“人类感情”（human sentiment），“人类感受”（human feelings），或者“情感联系”（affective relations）。当论及帝制时代儒家正统所认可的“人情”时，文中亦会称其为“正统感情”（orthodox sentiment）或“美德”（virtue）。受礼所制约的感情必然是构成儒家正统美德的成分。

[29]有关帝制时期法律和贞洁的讨论，见戴真兰（Theiss）2004和苏成捷（Sommer）2000。关于帝制时期法律处理血亲复仇案时推崇孝的详细分析，见第四章。

[30]新文化运动大约起于1916年，主要由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所领导。五四运动起于1919年5月4日的一宗纠纷，泛指因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受辱而引发的一连串在各大城市举行的示威游行。许多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成为了反帝国主义示威的领袖，因此新文化运动也通常被看作是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重要社会文化背景。

[31]张霞（Maria Hsia Chang）和易劳逸（Lloyd Eastman）曾为国民党是否法西斯政权的问题交锋（见《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79年9月号和12月号）。易劳逸和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及其他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于1984年《民国》（Republican China）各号。傅士卓（1985）把国民党政权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权作比较。魏斐德（Wakeman）（1997）指出国民党实施的虽不至于是法西斯统治，但却肯定是威权统治。魏斐德在其近期的专论中继续探讨了国民党政权的威权本质。他描述了上海警察部队的运作（1995），又完成了国民政府军统局头目戴笠的传记（2003）。探讨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威权本质的论著一般把欧洲的历史经验——尽管是不光彩的欧洲法西斯经验——视为衡量中国南京十年的准则。对国民党政权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把暴力的横行视为等同于欧洲法西斯和威权统治，进而认定国民政府一败涂地（见易劳逸1974；魏斐德1997等）。相反，对国民党持同情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南京十年与欧洲的法西斯政权不能相比（如张霞1997）。

[32]有关血亲复仇被视为礼的历史，见程艾蓝（Cheng）2004。

[33]见福柯的后期著作，如《规训与惩罚》（1977）和《性史》（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