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影响下的公众同情及其批判效应

为了避免夸大公众同情的所具有的批判作用，我们必须记住，这种新的公众是诞生于消费文化中的，所以它充满着既勇于批评时弊又易于被操纵的矛盾特性。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种暧昧的本质，这里要略为介绍一下晚近探讨现代西欧城市公众、现代性和大众消费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为了重新理解市民公众和现代性，不少学者早已把“公共领域”、“市民社会”这些已被附以特定内涵的概念束之高阁，转而思考一度备受非议“大众文化”中所形成的“公众”以至“人群”等概念。^[20]比如，研究19世纪巴黎的瓦妮莎·史沃兹（Vanessa Schwartz）说明了大众媒体和文化实践的新形式不但能将日常生活变为奇观，更能使个别的观看者集结成一个消费和享受这种视觉奇观的新都市群体（史沃兹1998）。史沃兹所指的人群是奇观或“奇观化的现实”的消费者，这些奇观见诸于蜡像馆、巴黎停尸房和每日报纸。由此，“观看”成为了集体身份的基础。

史沃兹研究的重心在于观看者及观看行为。她对“观看”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影响。本雅明有关都市大众文化的著作是出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与资本主义的关注，它所伴随的是对一个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民主参与。^[21]受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对“游荡者”（flaneur）形象的诗意描述的启发，本雅明（1983）认为，要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诱惑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只有象征意义上的“游荡者”才能做到。作为一种反英雄的人物，“游荡者”在城市内悠闲地散步、敏锐地观察，既是人群的一部分，又带有批判性地站在城市人群之外。就像本雅明的“游荡者”一样，史沃兹的“看客人群”一方面是奇观的一部分，同时又通过观看的行为来支配着后者（史沃兹1998，第10页）。

笔者对上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保留了“游荡者”的概念所包含的内涵，即人群和公众可能既是城市幻景一部分，同时又抵抗着资本主义奇观的诱惑性力量。与众多援引本雅明的论著不同的是，本文的重点不是放在观看行为。^[22]笔者在讨论施剑翘案时使用“轰动”（sensation）而非“奇观”（spectacle）一词，表明了本书的重点不是观看行为，而是感情在建构现代公众和人群上所具有的道德权威。“轰动”更有效地强调案子的情感特质和它激发城市受众情绪的能力。现代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使这桩复仇案集结了一大群城市消费者，他们在很深的情感层面上与这位品德高尚的刺客生息与共、同悲同喜。围绕着施剑翘的媒体炒作将“公众同情”询唤了出来，让市民不仅是简单地聚集起来“观看”或者说理性地认知事件，而是共同从纯感官层面上“感受”着它。“观看”行为对于界定这一公众群体固然重要，但“感受”和“同情”的行为也同样十分重要。

然而，30年代中国的“同情”与史沃兹笔下的观看者群体却同样是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产物。因此，史沃兹对本雅明“游荡者”概念的运用仍然有助于我们探讨“同情”所具有的有趣的矛盾特性：它既是奇观的一部分（因而受到资本主义和国家力量的操纵），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又能够与它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如前文所述，同情可以被动员为一股强大力量，足以影响法律程序，威胁文化精英的道德权威，调节中央与地方军阀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影响国家为其政权寻求合法性的策略。然而同时，施剑翘案子中的同情却总是容易被更高层次的势力所操纵。如第五章详细讲述的，当时有传闻行刺案从头到尾都有着冯玉祥及其他大政治人物的密谋，从策划谋杀到操纵舆情，目的是要服务于他们的政治利益。同样，国民党政权以特赦施剑翘为手段，挪用公众同情并把同情指向国民党的统治。同情易受操纵的特性在更强大的国家机器之下尤为明显。如果我们进入上世纪40年代（见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的危急情况下，国民政府得以更成功地集结起集体情感并使之服务于爱国的目的。(www.xing528.com)

最后，性别在本文论述的公众和现代性理念中占了极为关键的位置。公众属于何种性别是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学者们几乎没有思考过的问题。^[23]对性别的忽视也是法兰克福学派遗留下的影响之一；该学派的理论家一般会忽略性别的议题，而把理想化的公共领域及理性交往的行为方式界定为男性的。^[24]哈贝马斯强调个人（l'homme）和男性资产阶级的身份的上升在创造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关键作用。资产阶级女性则默默地固守于家庭领域内，她和社会唯一的关联仅仅在于她和家庭帮助建构了个人的主体身份，提醒公共领域的成员要时刻透过理性的参与来捍卫人道主义的普世法则。^[25]

与法兰克福派的观点相反，本书将指出施剑翘的性别在引发同情上起了关键的作用。随着女性的身体成为有关现代性的论争的场域，20世纪初期，所谓的“新女性”引发了强烈的社会焦虑。^[26]对很多论者来说，施剑翘正是这样一名新女性，她的身体及其女性化的情感由此有效地成为了30年代中国现代性问题之争论的场所。正如古代中国社会的烈女一直代表着帝制下社会全体的道德和情感标准一样，不少人认定孝女施剑翘代表着一个新兴善战民族的美德和性别属性。施剑翘的孝行有效地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华民族的伦理美德，而其被媒体广泛传播的激情又动员和象征了一个新崛起的公众的集体同情的权威（第二章）。同时，施剑翘也引来严厉批评。如第三章所述，左倾的评论家和司法改革者们为“庶民”公众的兴起深感不安，认为大众给他们提倡的理性的、“男性化”的现代性话语带来了威胁。不论男性和女性都热切关注施案的进展，但这些评论者们把这种集体情感贬抑为莽撞和女性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