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必须放权地方时，唐政府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限制地方势力的发展。
1.频繁更替河西军政官员
以节度使的更替为例，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17]；景云二年四月，“贺拔廷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至开元二年（711年）四月，除阳执一，又兼赤水九姓本道支度营田等使。十一年四月，除张敬忠，又加经略使。十二年十月，除王君
，又加长行转运使，自后遂为定额也。”[18]
随着城防问题的增多，河西节度使逐渐身兼支度营田、经略使、长行转运使等职，财、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为此，中央对河西节度使进行了频繁更替。根据《资治通鉴》卷211至216的记载情况，河西节度使的更替情况大致如表5-1所示：
表5-1 唐代前期河西节度使更替表
从表4可以看出，一是河西节度使更替频繁，一般任期为一到两年。其中天宝五载（746年）一年之内更换三人。二是自开元初，节度使多由亲王或宰相遥领。而亲王或宰相一般在朝忙于政务，节度使位置实际常虚。只有在有大的战事发生时，才赶赴到任。
2.防范和压制政绩卓著的将吏
唐代前期河西官员政绩最为卓著者有郭元振、牛仙客、萧嵩等人，这些人不管是在职还是离职之后都使朝廷“惶惧”因而被压制。
郭元振是凉州都督中政绩卓著者。武则天时，在“突厥、吐蕃联兵寇凉州”[19]的情况下，郭元振出任凉州都督。“镇凉州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万里，握兵三十万”[20]。但据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一文记载：“公以凉州西拒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扬天威，因征陇右兵马一百二十万，号二百万集于湟州，营幕千里，举烽号令。时宗楚客为相，素与公不协，令人告变，则天惶惧，计无所出。狄仁杰、魏元忠、韦安石、李峤、宋璟、姚崇、赵彦昭、韦嗣立、张说二十五人抗表请保，如公有异国，并请身死籍没，则天由是稍安”[21]。
很显然文中宗楚客为相，令人告郭元振叛乱的原因是“素与公不协”，即宗楚客与郭元振平时关系不和。但同时也反映出郭元振作为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有“调秦中五万人，号二十万”，并能够“征陇右兵马一百二十万，号二百万”的军事大权，因此宗楚客的“告变”才使武则天“惶惧”而“计无所出”。武则天相信“告变”的真实原因是郭元振权力过重，有叛乱的实力。在狄仁杰、魏元忠等二十五重臣的担保之下武则天才“稍安”，但并不是放心。
离职后的郭元振，会玄宗讲武骊山，既三令，帝亲鼓之，元振遽奏礼止，帝怒军容不整，引坐纛下，将斩之。刘幽求、张说扣马谏曰：“元振有大功，虽得罪，当宥。”乃赦死，流新州。开元元年（713年），“帝思旧功，起为饶州司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22]。使唐玄宗“怒”“将斩”郭元振，而后“赦死，流新州”，以及郭元振最终“不得志”而“卒”的实质性原因并不是在骊山的“军容不整”，而是在河西的“有大功”。确切地说是在河西“握兵三十万”的实力。
牛仙客是任期最长的河西节度使。《旧唐书·牛仙客传》记载：“仙客在河西节度时，省用所积巨万，希逸以其事奏闻，上令刑部员外郎张利贞驰传往覆视之，仙客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皆如希逸之状。……时有监察御史周子谅窃言于御史大夫李适之曰：‘牛仙客不才，滥登相位，大夫国之懿亲，岂得坐观其事？’适之遽奏子谅之言，上大怒，廷诘之，子谅辞穷，于朝堂决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23]
文中唐玄宗将告牛仙客状的周子凉“配流瀼州”，反映出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与监察御史周子谅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唐玄宗是牺牲周子凉为代价以安刚刚离职但实力犹存的牛仙客，显然是皇帝也得让着对其有威慑力的牛仙客三分。正因为这种关系，此后牛仙客确也谨言慎行，《旧唐书·牛仙客传》记载：“仙客既居相位，独善其身，唯诺而已。所有锡赉，皆缄封不启。百司有所谘决，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决。”[24]
权力最大的节度使是王忠嗣。王忠嗣“充河西、陇右节度使。又权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事。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李林甫尤忌忠嗣，“令济阳别驾魏林告忠嗣，称往任朔州刺史，忠嗣为河东节度，云‘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会歌舒翰代忠嗣为陇右节度，特承恩顾，因奏忠嗣之枉，词甚恳切，请以己官爵赎罪。玄宗怒稍解。天宝六载（747年）十一月，贬汉阳太守。七载，量移汉东郡太守，“明年，暴卒，年四十五”[25]。这位“劲兵重镇，皆归掌握”的王忠嗣虽然在却敌之后“固让朔方、河东节度”，仅留河西节度使，但也是“几陷极刑”，而歌舒翰等人说情得脱后，最终还是四十五岁“暴卒”于贬所。
此外封常青、赵持满、李光谊等人亦是如此，武则天大兴告密时，永昌元年所杀重臣之中就有“凉州都督李光谊”[26]。
封常清，《新唐书·高仙芝传》记载：“初以将军隶河西军，为四镇校将。寻除武威太守，代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当时中央所派监军边令诚“言其逗桡状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朘盗禀赐。’帝大怒，使令诚即军中斩之”[27]。
赵持满，据《旧唐书·外戚·长孙敞传》记载，赵持满“工书善射，力搏兽捷及奔马，而亲仁爱众，多所交结，京师无贵贱皆爱慕之”。为凉州长史时，“尝逐野马，自后射之，无不洞于胸腋，边人深伏之”[28]。因其舅长孙诠及诠之族兄长孙无忌之罪，为许敬宗诬与诠及无忌同反。及拷讯，终无异词，且曰：‘身可杀，辞不可夺’”。显庆四年（659年）五月，“吏无如之何，乃代为狱辞结奏。戊戌，诛之，尸于城西，亲戚莫敢视”[29]。
此外，唐政府派往河西的官员一有成就，即被调离的例子也很多。如赵彦昭“授凉州都督，为政严，下皆股栗。入为吏部侍郎，持节按边。迁御史大夫”[30]。即为明迁暗调。宇文士及“寻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时突厥屡边寇，士及欲立威以镇边服，每出入陈兵，盛为容卫，又折节礼士，凉土服其威惠。征为殿中监，以疾出为蒲州刺史”[31]。
这样，在整个唐代前期，河西地方官吏很难有所作为，即使因特殊情况有所作为，也很难有好的下场，功高者的结局又使后继官员对建功于地方却步。
3.派监军等节制河西官员
据《新唐书·苏珦传》记载，垂拱初，苏珦“监军河西”[32]。节度使与监军之间常有矛盾，如“高仙芝玄宗时为河西节度使，监军边令诚每事于仙芝，芝多不从”[33]。后封常青为节度使，监军边令诚诬告并杀封常青。可见，监军是代表中央而监视节度使等官员并及时向朝廷汇报其情况，在必要时可代中央对有悖行的官员进行诛杀。
除了监军外，中央还常常派各部门到河西调查情况。牛仙客“判凉州别驾，知节度留后事，俄为节度使”，“始在河西，啬事省用，仓库积巨万，器械犀锐。崔希逸代之，即以闻。帝令刑部员外郎张利驰传覆视，如状”[34]。
总之，河西地区因为特殊的条件，地方权力过重以及中央为此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处于制衡状态。由此，遏制了河西地方的叛乱事件，没有出现割据成功的地方势力。但同时却导致了军事战斗力的下降等局限性的出现。对此，陆贽上疏则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钤，艺乏超敏。动则中国畏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则机会靡愆，机会靡愆则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是犹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则何敌之有！夫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亢，众散为弱，逗挠离析，兆乎战阵之前。是犹一国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齐肃，其可得乎？”[35]
陆贽认为只有“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器非犀利，甲不坚完”的吐蕃能成为唐之劲敌，原因是“中国之节制多门”、统帅不一，即唐中央对河西节度使等统帅的频繁更换和对地方权力的过多节制，致使“人心不一”，“号令不行”，“进退必难”；相反，吐蕃则“统帅专一”，因而才有“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吐蕃大臣仲琮亦有同样的看法，吐蕃“器用不当中国万分一。但上下一力，议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强也”[36]，即唐上下不一力，这种上下不一力亦主要体现于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制衡。
【注释】
[1]［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版，第52页。
[2]《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79页。
[3]《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4页。
[4]《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年）六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96页。
[5]《资治通鉴》卷213，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九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90—6791页。(www.xing528.com)
[6]《旧唐书》卷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页。
[7]《旧唐书》卷59《李袭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32页。
[8]《旧唐书》卷118《杨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19页。
[9]《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68页。
[10]《新唐书》卷133《牛仙客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55页。
[11]《新唐书》卷138《路嗣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23页。
[12]于知微《明堂令于大猷碑》，《全唐文》卷237，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95页。
[13]董晋《义阳王李公德政碑记》，《全唐文》卷44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58页。
[14]《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七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03页。
[15]李峤《授成善威甘州刺史卜处冲龙州刺史制》，《全唐文》卷242，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49页。
[16]《新唐书》卷122《郭震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62页。
[17]《资治通鉴》卷210，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660页。
[18]《唐会要》卷78《节度使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28页。
[19]《新唐书》卷122《郭震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62页。
[20]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全唐文》卷752，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794页。
[21]《全唐文》卷23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54页。
[22]《新唐书》卷122《郭震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66页。
[23]《旧唐书》卷10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96页。
[24]《旧唐书》卷10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96页。
[25]《旧唐书》卷103《王忠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99—3200页。
[26]《新唐书》卷4《则天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9页。
[27]《新唐书》卷135，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79页。
[28]《旧唐书》卷18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27页。
[29]《资治通鉴》卷200，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五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15页。
[30]《新唐书》卷123《赵彦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77页。
[31]《旧唐书》卷63《宇文士及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10页。
[32]《新唐书》卷12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57页。
[33]《册府元龟·将帅部》卷406，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833页。
[34]《新唐书》卷133《牛仙客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55页。
[35]《旧唐书》卷139《陆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11-3812页。
[36]《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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