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河西文化出现繁荣。陈寅恪曾说：“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派。”[32]唐代前期河西之所以能在文化上承前启后，繁荣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防为文化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1.在城防保障下，东西方文化交汇
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伴随着强大的政权力量进一步向河西敦煌等地以至更远的地区推广[33]。佛教、祆教等异域文化也在在这种情况下盛于唐西北的河西州县城等地。
儒家礼制。首先是社稷礼制，社稷是国家的象征，《唐令拾遗·祠令》记载：“州县皆置社稷，如京都之制，仲春上戊，州县官亲祭，中秋上戊亦如之。”[34]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
247.二所社稷坛
248.州社稷坛各一，高四尺，周回各廿四步。
249.右在州城南六十步，春秋二时奠祭。
250.敦煌县社稷坛各一，高四尺，周回各廿四步。
251.右在州城西一里，春秋二时奠祭。[35]
可知唐代前期河西州县城，每年春秋两季有社稷祭奠活动。河西州县城地处边远，然而作为唐时正统的儒家思想部分的礼制也在敦煌城得以完整实施。《新唐书·礼乐志一》记载，“州县之社稷、释奠”为“吉礼”之一“小祀”[36]。州县长官主祭，博士释奠。边地民心在固定的祭祀活动之中得到凝聚。
其次是学府礼制。唐初自高祖时就设地方州县学府。根据敦煌文书记载，河西州县城亦设有州学、县学、医学等重要学府。而且其学府礼制亦如内地。《新唐书·礼乐志五》记载，贞观二年（628年），左仆射房玄龄等建言：“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四年（630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37]。这种情况在河西州县城也实行，如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
237.州学。
238.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
239.圣太师庙堂，堂内有素 先圣及先师颜子
240.之像，春秋二时奠祭。
241.县学。
242.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 先圣太
243.师庙堂，内有素 及先圣及先师颜子像，
244.春秋二时奠祭。(www.xing528.com)
245.医学。
246.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38]
以上反映出沙州城不仅有州学、县学、医学等学府的设置，且学府皆有孔庙之设，庙内有孔子、颜回等塑像，每年春秋还有两次儒家礼制中的“奠祭”活动。
道教。道教神化老子为太上老君，并奉为其最高教主，老子与唐统治者同姓李，因而唐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以庄子为道教真人，以《道德经》《庄子》为“真经”，道教因此在唐时得到推广。敦煌等河西地区的道教在唐代也达到了全盛阶段[39]。
佛教。唐前期，佛教在河西的敦煌等地呈现“一派兴盛的景象”[40]。“佛教经西域向内地传播，河西走廊首当其冲。历史上，东来西往的高僧大德停留驻河西，形成了以沙州（敦煌）和凉州（武威）为中心的河西佛教文化区”。[41]《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42]
祆教。祆教亦名拜火教，自波斯传来，《旧唐书·西戎·波斯国传》记载，“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43]，唐时西域各地有传播。如疏勒地“俗事祆神”[44]，于阗地“好事祆神”[45]。《新唐书·百官志一》记载：“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祆，岁再祀，而禁民祈祭。”[46]即只有两京和西域可“祈祭”，其他地区是禁止的。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
262.祆神
263.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境内，其院周回
264.一百步。[47]
可见，地接西域的沙州敦煌城，祆教亦得以驻足和传播。
不仅各种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汇并行于河西，而且逐渐走上融合发展的道路[48]。如刘永明《论敦煌佛教信仰中的佛道融合》一文认为佛教与道教在唐代走向融合，达到了义理的沟通。
2.内附诸族编入城防驻军，各民族文化交融
河西节度使辖军大多为蕃族，驻凉州城的赤水军共3.3万人，为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落组成[49]，驻沙州城敦煌的豆卢军4500人，瓜州城晋昌的墨离军5000人，均以吐谷浑为主体。此三军共4.2万人，约占河西节度管兵7.3万人的五分之三。回纥原在蒙古高原的薛延陀北境，吐谷浑原在青海一带，这些部族到城防驻军中给河西及其州县城带来了各自原居地的文化、风俗等，使各民族地区文化得以于河西交融。
3.各地募兵及文人来到城防驻军，多方文化交汇、整合
自全国各地区招募来的军人亦将不同地区的文化带到了河西，使河西成为唐各地文化的交汇融合地。各地的文人来到河西城防驻军中作为幕佐，使各种文化在河西地区得以创造与整合。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有“河西幕中多故人”[50]之说。著名的诗人岑参、高适、陈子昂、王之涣、王维等都步足河西。这些文人不仅创作了大量有关河西的边塞诗歌，而且使多方文化被整合为繁荣的河西文化。
这样，河西社会经济、文化在走向繁荣的同时，其繁荣的信息也就得以用文字的形式大量创造、传播和保存。如果没有文人从军，怎会有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所言“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梁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51]的名句。唐代河西之繁盛也因此不乏记载，如凉州城“元宵之夜，灯树万帖，赛于长安，其盛可知，度其繁盛，恐仅次于荆、扬而在幽、广之上”[52]。《太平广记·方士二·叶法善条》记载，开元初，道士叶法善言于唐玄宗：“影灯之盛，天下固无与比，惟凉州信为亚匹。”并引唐玄宗魂游凉州，“既视，灯烛连亘十数里，车马骈阗，士女纷杂，上称其善。……将铁如意质酒肆”[53]。白居易曾写河西舞蹈：“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首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万里来。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置辞。”[54]唐宫廷中著名的《霓裳羽衣舞》亦出自河西，据《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卷记载，开元中“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终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将毕，引声益缓”[55]。杜牧在《河湟》中说：“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56]
总之，唐代前期河西州县城城防一方面为经济、文化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城防驻军为河西带来了人口、市场和各地的文化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条件。唐初贞观四年高昌王曲文泰去长安途中所见凉州“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至天宝时已发展为“仅次于荆、扬”，“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包括河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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