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城驻军使河西人口增加，而且，军人在当地所有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天宝时期，河西凉、瓜、甘、肃四州的人口总数为17.2万多人[17]，河西节度使所辖诸军计7.3万，除去沙州城敦煌所驻豆卢军4.5千人外，总数为6.8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多。根据《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唐代前期河西各州县驻军人数与当地人口情况对照如表2所示：
表4-2 唐代前期河西城防驻军人数与当地人口对照表
注：表中人口数据除沙州因没有开元和天宝数而是贞观数据，其余皆为天宝数据。此外，酒泉、常乐等守捉及镇、城、戍等没有数据可统计，因而比值趋小。
从上表反映的情况看，天宝时期除肃州因驻肃州城酒泉守捉以及福禄县城的驻军等无法统计，而数字显示出可达9人外，河西人口大约每3人中就有一个军人。瓜州甚至达到每2人中就有一人为军人。(www.xing528.com)
这些军人大多屯驻州县城，所以在州县城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则更大，是州县城居民的主体，因而形成较大的消费市场。如凉州城仅赤水军军人就有3.3万，军士大量人口对商品的需求形成河西特殊的消费市场。元稹在《西凉伎》中云：“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18]可见，五年为期“更卒”（唐代军人一般五年一更卒）的“乡人”“沉滞”于“人烟扑地桑柘稠”的凉州，“蒲萄酒熟恣行乐”，是“红艳青旗朱粉楼”中的消费者。
这一消费市场也吸引了大量西域等地的胡商前往河西诸州县城经商。早在隋大业初，“西域诸蕃款张掖塞与中国互市”，隋炀帝遣裴矩监其事，“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19]，至唐贞观初，高昌王文泰与唐朝修好，亲自入朝。西域诸国闻讯，均欲遣使入贡。魏征建言：“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20]可知唐代继承了隋代以来的河西商业贸易活动。如凉州“西控西域，北控回纥，南控吐蕃，为自陇以西之军政重镇，而其时安西入西域道之交通又极发达，凉处要冲，复为回鹘、吐蕃贸易之所，故形成一大商业中心”[21]。在唐代初年就已“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22]。“唐代西来的商人中最多的来自突厥、回纥、大食、波斯等国，他们主要贩运珠宝、香料等到中原，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带回本土，凉州就成为他们驻足的地方。大批胡商还长期居住，带动了凉州商业的繁荣，也影响了当地的政治、文化”[23]。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州县城除了留下少量的守城军外，其余全部东调去抗击安禄山的叛军。一年以后，到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凉州的九姓商胡聚众六万叛乱，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24]
这一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说明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就有众多的胡商居住或往来于凉州等地。另一方面也可以推断：河西州县城城防驻军的撤离，使凉州等河西州县城同时失去了数万人的消费市场，致使依靠这一市场的大批商人因其商品无法销售而失业。所以，在唐代前期逐渐形成的经济条件发生突变的情况下，才引发了胡商大规模的叛乱事件。可见，城防驻军对维持河西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唐代前期，河西州县城居控丝绸之路通道，多形成东西方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国际性城市。《唐大诏令集·讨高昌王曲文泰诏》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伊吾之右，波斯以东，朝贡不绝”[25]。贞观十六年（642年），龟兹、于阗、罽宾、乌苌国、康国、曹国、史国、俱密国等来唐长安朝贡。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尼婆罗、龟兹、康国、石国、火寻国、吐火罗、葱岭、波斯朝贡，第二年，焉耆、于阗、罽宾、乌苌国、康国、石国、吐火罗、波斯等国朝贡。开元天宝时期，朝贡更甚。从其位置看，皆经河西州县城而来，这些朝贡使节的随行中，大多为商贾[26]，带本国的商品在沿途所经的河西州县城等地进行交易。《新唐书·魏征传》记载：“商贾来，则边人为之利[27]……唐代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交往开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而其后唐朝与阿拉伯的官方往来更加密切而频繁，两国民间的贸易关系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盛况。”[28]
大唐内地的丝绸等也自西北经河西州县城输往西方。陈子昂《上蜀川军事》中言：“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29]即当时巴蜀之地著名的丝绸蜀锦等为自河西等地而来的商旅所取的商品。“伴随着粟特人的对外贸易活动，他们的移民过程开始了。粟特人在6世纪后掀起了一次大规模入华高潮，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河西走廊沿线以及长安、洛阳、灵州、营州等地均形成了一系列粟特聚落，这些移民点是商队贸易商品的来源地和贸易市场”。[30]《太平广记·张守珪条》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西城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大竺国（印度），其徒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锦等物”[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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