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为黄河以西，敦煌以东，祁连山以北，龙首、合黎、马鬃诸山以南长约一千公里、宽数十至百余公里的狭长地带，它以河西走廊而得名。唐代前期的河西地区在贞观十道中属陇右道，在开元十五道中属河西道。包括凉、甘、肃、瓜、沙五州（今武威、张掖、酒泉三地区和金昌、嘉峪关二市所在的地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右旗等地），为西北一个非常特殊而又重要的地区。
唐前期的河西地区北接突厥，南连吐蕃等民族政权。一方面是东西方往来、唐中原与西域的唯一通道，另一方面又是连接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牧区捷径的必经之地。
突厥、吐谷浑和吐蕃等这些与河西邻接的民族政权都以游牧为主。突厥在蒙古高原上，“随水草射猎，居处无常”[33]。吐谷浑在今青海一带，“随水草，帐室、肉粮”[34]。吐蕃在青藏高原上，“随水草以牧”[35]。对突厥、吐谷浑和吐蕃来说，任何一方得到河西地区，其游牧区将会连成一片。同时，得州县城就相当于取得了河西的统治，并截断唐王朝向西的通道，在与唐对西域的竞争中居处优势。因而，唐代前期，突厥向南推进、吐蕃向北发展，并时有联合夹击之势。
对唐王朝来说，河西及其州县城居控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为唐地与当时已知和未知的西方各地联系的最重要交通线；式遏南北民族迁徙和联合对唐的军事要地，南阻吐蕃、北御突厥，起到“断隔羌（吐蕃）胡（突厥）”[36]的作用；长安通西域必经河西诸州县城，为经营西域之后方基地；襟要秦陇，关乎整个西北乃至于全国的稳定与发展。唐一旦失去河西，将会处于周边劲敌游牧政权在陆地上的完全包围之中。因此，唐太宗时禇遂良曾上疏说：“河西者，中国之心腹”[37]；《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中原王朝“欲保秦、陇，必固河西”[38]。
河西及诸州县城中，就地理位置而言，凉州及其诸州县城的重要居其首位。“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39]。《大明一统志》言凉州“河山襟带，为羌式通驿之路，环以祁连、合黎之山，浸以居延、鲜卑之水，凉州险绝，地土饶沃，万山环抱，三峡重围”[40]。《读史方舆纪要》也言：“卫山川险阨，土田沃饶，自汉开河西，姑臧尝为都会。魏、晋建置州镇，张轨以后，恒以一隅之地，争逐与群雄间。……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然则凉州不特为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41]《大清一统志》也有同样的评价：“天梯亘前，沙河绕后，左有古浪之险，右有西山之固，东控宁夏，南距黄河，西连番部，北际沙漠，一线岩疆，三边重镇。”[42]《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记载：“其地接四郡境，控三边冲要”[43]。四郡指金城、张掖、酒泉、敦煌；三边指北边突厥、南边吐谷浑、西边吐蕃。《资治通鉴》记载：“姑臧一郡尝霸中原，秦、陇、河、兰皆足征取，且巡陇右，驻跸凉州，剪彼鲸鲵，事将取易”[44]。
甘州及其州县城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仅次于凉州及其州县城。武则天时期，陈子昂上疏中说：“甘州所积四十万斛，观其山川，诚河西喉咽地，北当九姓，南逼吐蕃，……仓庾丰衍，瓜、肃以西，皆仰其餫，一旬不往，士已枵饥。是河西之命系于甘州矣。……异时吐蕃不敢东侵者，由甘、凉士马强盛，以振其人”[45]。可见，甘州的重要除了仓廪“丰衍”，系“河西之命”及“士马强盛”，震慑南北以外，更重要的是“其山川”有“北当九姓，南逼吐蕃”之险，为“河西喉咽地”。
肃州及其州县城地理位置常为吐蕃与突厥南北方面使节联系的捷径之地，贞观中突厥遣使往吐谷浑，就经过肃州。开元十四年（726年）亦有“吐蕃遣使间道诣突厥”[46]的情况。
瓜州与沙州及其州县城地近西域。《册府元龟·将帅部》记载：“河西捍御强敌，唯凉州、敦煌而已”[47]，意在凉州抵御南北之敌，而敦煌独挡来自西边的入侵。武则天垂拱中，王孝杰拔四镇，吐蕃为断其后援，即大军攻陷瓜州等城。可见其对丝路及西域之重要。(www.xing528.com)
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使河西及其州县城时常处于突厥、吐蕃的威胁之下。
突厥常自北方南下。如武德三年（620年）六月，“车骑将军元韶为瓜州道行军总管以备突厥”[48]；九月，“突厥莫贺咄设寇凉州，总管杨恭仁击之，为所败，掠男女数千人而去”[49]。武德五年十月，突厥入侵甘州。武德七年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50]，武德九年（626年）突厥侵入凉州。贞观三年（629年），突厥入侵肃州。武则天时期，“吐蕃与突厥连和，大入西河，破数十城，围逼凉州，节度出城战没，蹂禾稼斗米万钱”[51]；更甚者，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九月，“突厥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52]；“突厥默啜率众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久之，力屈被执。贼将钦明至灵州城下”[53]；神功元年（697年）六月，默啜“发兵取契丹新城，杀所获凉州都督许钦明以祭天”[54]。即使到开元时期亦有突厥入侵的事件发生，如开元八年（720年）九月，“突厥寇甘、凉，凉州都督杨敬述及突厥战”[55]。十一月，“突厥寇凉州，杀人掠羊马数万计而去”[56]。突厥南侵，给河西地区及其州县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唐王朝西北疆及北疆国防一度出现危机。
吐谷浑在唐初亦曾为河西之患。如贞观八年（634年）十一月，“吐谷浑寇凉州，执行人鸿胪丞赵德楷”[57]。
吐蕃与唐的交锋始于唐高宗时期，且军事冲突的重点在西域地区[58]，高宗时唐在西域的失利使吐蕃自西域东侵河西。如《唐会要·安西都护府条》记载：吐蕃“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而东，踰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界，当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59]。并同时为保证其本土等目的而北侵河西，如《新唐书·刘德威传》记载，仪凤三年（678年），“吐蕃寇凉州，副中书令李敬玄讨之”[60]。
武则天时期收复西域四镇，吐蕃为了断唐军后援，侵入河西。《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万岁登封元年（696年）九月，“吐蕃寇凉州”[61]。《新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久视元年（700年）闰七月，“吐蕃寇凉州，陇右诸军州大使唐休璟败之于洪源谷”[62]。
开元天宝时期，吐蕃在西域的势力已退入中亚一带，但为了继续争夺西域，吐蕃对唐西域的通道河西及其屏护地区河湟等地进行了寇掠。开元十四年（726年），吐蕃“悉诺逻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乡聚”[63]；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谷，进攻甘州，焚掠而去”[64]。同年，“吐蕃寇陷瓜州，执史田仁献及君
父寿，杀掠人户，并取军资及仓粮。又进攻玉门军及常乐县”[65]，致使玉门县城“没吐蕃”[66]。唐政府为此集结各地军事力量防御，仍然无效，如开元十五年（727年）十二月，“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67]至开元十六年（728年）冬，“吐蕃大将悉诺逻率众入冠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烧市里而去”[68]。
在民族政权强兵攻夺的情况下，唐因国防之需在河西及其州县城以重兵驻守，并对州县城结构与布局等进行了改进和完善，逐渐形成了国防与城防一体的河西防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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