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是国家边地安全防务。河西州县城城防是唐王朝设在西北疆且系关北疆与西疆边地国防安全体系，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护卫河西、屏障关陇的西北边防
河西州县城为政治统治的所在地，突厥与吐蕃等对西北地区的威胁常常直抵河西州县城。为此，唐政府以河西五州城为中心，辅以县城等为据点[2]而构建了西北的边防体系。景云二年（706年），凉州城所设唐在西北的国防总部河西节度，为全国节度使之首设，又是唐前期的十个节度使和经略使中最大者之一[3]。根据《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所记，其驻军人数在全国仅次于范阳（河西7.3万，范阳9.1万），但从唐政府每年所给衣赐数量（河西与范阳皆80万匹段）比较，实际军力应与范阳相当。又从马匹数量（河西9400匹，范阳6500匹）相比，河西骑兵数量多于范阳近三分之一，则总体实力更重于范阳，为“天下精兵”[4]之所在。这些“精兵”即驻于河西各州县城内外的城防驻军。
因此，西北的边防是维护其州县城等统治为重点建立起来的，河西城防即与唐在西北的边防系统浑为一体，为维护河西、屏障关陇的西北边防。
一是抵御兵临河西之强敌。贞观三年（629年），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就以肃州城防军击退了突厥的“寇河西”[5]。久视元年（700年）秋，寇凉州的吐蕃军将围昌松县城时，凉州都督唐休璟“以数千人往击之……与贼六战六克，大破之”[6]。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莽布支别攻常乐县（城），县令贾师顺帅众拒守”[7]。
二是屏护关陇。陈寅恪认为“唐代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西北边疆本重于东北，至玄宗之世，对东北更取消极维持之政策，而对于西北，则采取积极进展之政策”，以确保关中的稳定与安全[8]。此外，在敌方入侵关陇时，河西城防军力的抵挡或出击，成为关陇安全有效的屏障。如《旧唐书·高宗纪下》记载，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吐蕃入寇鄯、廓、河、芳等四州。……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领左卫将军契苾何力等军，以讨吐蕃”[9]。此次边防御敌所调凉州道兵力即凉州各城城防中的军事力量。
三是收复失地。开元中，吐蕃曾经占领大同城。开元十七年（729年），“瓜州都督张守圭、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10]，并收复了大同城，后于天宝二载（743年）该地置宁寇军。
2.援备河湟与河朔，系关西疆和北疆边防
河湟与河朔在唐代前期是国防的重中之重，并与河西互为犄角。河湟地区是陇右节度使所在地，唐西疆之门户[11]。武则天时，郭元振上疏说：“青海、吐浑密迩兰、鄯，易为我患，亦国家之要。”[12]为吐蕃东进或北上侵入唐地所必经。河朔地区则更为唐“国之北门”，控御着北方突厥南下的大道，是唐前期北疆国防和都城长安的安全重点。河西州县城城防驻军是朔方与河湟的军事援备，对唐北疆和西疆的边防具有重要作用。
在对吐谷浑、东突厥的战争中河西诸州县城城防军力配合作战。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强大，控制了河西以南的地区，并开始寇凉州等地，唐太宗“下诏大举讨吐谷浑”[13]。十二月，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并突厥、契苾之众配合李靖大军击吐谷浑。据王永兴考证，李大亮所领契苾之众为驻凉州州城的赤水军主力，属凉州城城防兵力。北方突厥在唐初曾严重威胁着北疆的国防安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伐突厥，“上（唐太宗）命营州都督张俭帅所部骑兵及奚、霫、契丹压其东境；以兵部尚书李世绩为朔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六万，骑千二百，屯羽方；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四万，骑五千，屯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将兵一万七千，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出其西”[14]。开元三年（715年）七月，“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副之，以讨突厥”[15]。(www.xing528.com)
这些战事中，凉州道城防相关兵力与营州、朔州、灵州、庆州等各路大军在讨伐突厥的过程中配合行动，成为战争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唐对薛延陀的战争中，河西诸州县城城防军力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唐败东突厥之后，北方薛延陀继而强盛，贞观二十年（646年）后，薛延陀不断寇边，也造成北疆边防安全问题。因而唐大军征讨薛延陀，贞观二十年（646年）六月，“诏以江夏王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遣右领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将凉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将所部兵，分道并进，以击薛延陀”[16]。
其中，契苾何力率凉州城赤水军在打击薛延陀的战事中作为代州、营州等三大军力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吐蕃进攻吐谷浑过程中，河西诸州县城城防军援吐谷浑。《旧唐书·吐蕃传上》记载，与唐西疆毗邻的吐蕃政权“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遣使告急”[17]。龙朔三年（663年）六月，“吐蕃攻吐谷浑，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以救之”[18]。说明当时对吐谷浑等所居河湟附近地区来说，河西城防力量为其强大的军事依托。
河西诸州县城城防与陇右节度驻军联合以对吐蕃。对吐蕃的战争中，与陇右共同出兵。开元二十五年（787年）三月，“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与贼相遇，大破之”[19]。攻取石堡城时，《旧唐书·吴王恪传》记载：“石堡城为吐蕃所据，侵扰河右，敕祎与河西、陇右议取之。”[20]据《资治通鉴》记载“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据之，侵扰河右，上命祎与河西、陇右同议攻取。诸将咸以为石堡据险而道远，攻之不克，将无以自还，且宜按兵观衅。祎不听，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据守要害，令虏不得前。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境千余里。”[21]唐朝廷对吐蕃的征讨往往与河西相关，唐玄宗《讨吐蕃制》载：
吐蕃小丑，频年犯塞，坏我城镇，虏我边人，言念征夫，良深愤惋。今北军羽骑，万弩齐发；山西飞将，百道争先。扫荡之期，在于晷刻，然赏罚必信，惩劝在焉。号令不明，忠勇何望？若回避纵敌，则置国刑；如克隽擒凶，须悬军格。其河西、陇右、安西、剑南等州，节度将士以下，有能斩获吐蕃赞普者，封异姓王；斩获大将军者，授大将军；获次以下者，节级授将军中郎将。不限白身官资，一例酬赏；速令布告，咸使闻知。[22]
从讨吐蕃制文中反映的情况看，唐玄宗时期曾以“能斩获吐蕃赞普者，封异姓王；斩获大将军者，授大将军；获次以下者，节级授将军中郎将”等作为悬赏条件，对吐蕃自河西、陇右、安西、剑南等州发动了全线“扫荡”，河西城防力量就是其中的主力之一。
此外，河西诸州县城城防还牵制着突厥和吐蕃等对唐北疆和西疆的用兵。北疆的突厥南下和西疆的吐蕃东进或北进，往往都先分兵进攻河西州县城。如《资治通鉴》记载，突厥默啜“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23]。第二年正月，默啜入侵关内道灵州。说明突厥默啜在入侵北疆门户灵州时，先考虑到河西城防一系列驻军，因此先袭凉州城。这一行动不管意在将唐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到河西，还是将河西城防军事力量稳定于本地区防止其北援，都说明了河西城防驻有牵制突厥南下的重要军力。吐蕃对河湟等地的军事行动也常以先攻河西州县城以达到声东击西之目的，皆反映了河西各城城防驻军对唐北疆和西疆国防具有的重要作用。
因此，河西城防与唐西北的边防系统合为一体，关系着北疆和西疆的安全。唐对河西城防体系的经营也就是对边防体系的经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