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丝绸之路河西段的州县城防体系研究结果

1.“将归于朝”

将帅与军事基地、士兵、军马的平时分置与战时组合。唐代前期在西北，开拓和保障着通向遥远外域的丝绸之路。唐王朝逐渐建置了西北地区以河西为主体，陇右和朔方为两翼的军事格局。核心是河西节度使所在地凉州^[497]。凉州为中心的军事基地，作为西北戍边的军镇，配备有经常性驻守的士兵和军马。按《旧唐书·地理志一》记载，河西节度使七军军镇有士兵7.3万，马19400匹。河西节度使所辖军镇，其地理位置、兵力配备、军守隶属等情况如下表2-1所示：

表2-1　河西节度使所辖军镇，其地理位置、兵力配备、军守隶属表

①齐陈骏主编：《西北通史》（第二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533页。
②今地名参见齐陈骏主编：《西北通史》（第二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533页。

显然，上表统计的河西节度使八军军镇有人5.95万，不是7.3万；有军马5600，不是19400。而且据《新唐书·郭振传》记载，武则天时，在“突厥、吐蕃联兵寇凉州”^[498]的情况下，郭元振出任凉州都督，“镇凉州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万里，握兵三十万”^[499]。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一文记载：“凉州西拒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扬天威，因征陇右兵马一百二十万，号二百万集于湟州，营幕千里，举烽号令。”^[500]可以看到在有战事的特殊情况下，河西所动用的军队人数多至20～30万。

因此可知，唐政府在河西军事基地，驻有常备性的精锐骑兵、步兵等总共只有五六万人，负责经常性治安稳定，随时被调用。《资治通鉴》记载：“同罗、仆固等诸部叛，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以讨之（甘州删丹县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堧，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同罗、仆固等皆败散。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同城，即删丹之同城守捉，天宝二载改为宁寇军）。”^[501]

垂拱元年（685年）是唐睿宗刚继皇位的第一年，西北出现“同罗、仆固等诸部叛”的情况。唐政府为此调发了“河西骑士”平叛，并将其众安置到了河西凉州附近后来著名的宁寇军。同时这一记载也反映了当时政府派遣的“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率领“河西骑士”去平叛的，这是在河西常配军马中最为精锐的戍边者。而刘敬同原也不属于“河西骑士”将帅。根据《旧唐书·裴行俭传》记载，刘敬同和当时的王方翼、黑齿常之等皆为裴行俭所引荐的“偏裨”^[502]，属于当时中央公知的名将。可见，当时是中央派刘敬同到河西，组织和率领“河西骑士”组成的一小部分骑兵平叛的。根据唐令，在平叛之后，将领刘敬同应回归中央。当地戍守也应是河西骑士们领派任务轮流进行。

总之，如《新唐书·兵志》所载，士兵“居无事时耕于野……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503]。在有战事的情况下，中央会派将组军出征。平时军事基地基本空置，士兵回乡“耕于野”，“将归于朝”，应该配备的将军、士兵、军马与军事基地都是分置的。

2.兵“耕于野”

士兵与军事基地、军马的平时分置，战时组合。唐代前期的士兵，首先来自府兵。府兵制为征兵制，“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504]，即一般情况下年龄20～60岁的男子，为在编需服役的国家府兵士兵。并将擅长骑射者编定为“越骑”，是精锐骑兵的成员。其余则为步兵，再次之者为杂役兵。这部分士兵“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505]。“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506]。府兵在平时有团、旅、队、火的组织编制，但在战争情况下府兵参战并不是成建制的去打仗，而是抽兵作战^[507]。每次集兵规模并不相同，国家“重视兵士的身份和家庭经济条件”，“府兵自备武器装备和粮食的费用”，“唐代前期，兵士要有富裕的家庭背景，以便有能力制备衣装和轻武器”^[508]。府兵选拔的标准“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509]。

唐代府兵服役“是为国家尽义务”，“府兵番上有月赐，在边疆镇戍值勤也有官府供给的粮食。府兵从国家得到服役期间的生活费用”，“府兵在战争中立功可以获得勋官，进而获得政治上进步的阶梯”。“府兵实际的服役地区大都在方圆500里以内，路途里程不用计算，所以其实际服役天数当为72天”。^[510]《新唐书·兵志》记载：“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觽、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511]即府兵之兵源为农业人口，按照折冲府编制其兵源。折冲府有三等，上府有兵2000人之编，中府有1000人，下府有800人。每府置“都尉”1人，“果毅都尉”2人，“长史”1人，“兵曹”1人，“别将”1人，“校尉”6人。管理折冲府事务。对兵士的管理，也各有编制。每300人为团，设团“校尉”管理。其中每50人为一队，设队“正”管理；10人为一伙，设“火长”管理。以“火”为单位，兵士自备和管理军用物品。需要常备的有：“乌布幕、铁马盂、布槽、狠锸、、凿、碓、筐、斧、钳、锯”各一；“甲床”二；“镰”二；“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各三。另外兵士每人还要备贮1张“弓”和30支箭。“胡禄、横刀、砺石、大觽、毡帽、毡装、行縢”各一；9斗“麦饭”和2斗“米”，如此“要殷实之家方可置办和承担得起”。^[512]

其次是募兵。唐政府在有大的边地战争的特殊情况下，会招募军队。如《旧唐书·郭虔瓘传》记载，唐玄宗初年，突厥默啜围攻北庭。开元三年七月，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大夫、四镇经略安抚使虔瓘，“乃奏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皆给公乘，兼供熟食，敕许之”^[513]。《资治通鉴》记载：“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514]此为募兵，这些士兵被“团结”起来，“以那些强干的勋官或者有经验的勇健男子为军将，到边疆去参加战斗或者防守，一般完成任务后就返回家乡”。或者“镇防”“在自己的家乡被组织起来，保卫某些特定的边州或要害之地。……仍然是朝廷委任地方官训练的队伍，就像边兵往往由边州都督和刺史统领一样”。这些募兵“没有固定编制”^[515]，而且兵募的待遇大概在每年三五匹绢。^[516]“在这种情况下，百姓服兵役主要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为了获得勋赏。建功立业是唐代前期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和追求”^[517]，因此唐人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518]的说法。

此外，还有蕃兵。唐政府将内附的游牧民族安置于河西，或河西附近等地区。这些民族善于养马和骑射，如玄宗《移蔚州横野军于代郡制》一文记载：“其蔚州横野军，宜移于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汉兵三万人，以为九姓之援。拔曳固都督颉质略等……出马骑三千人，充横野军讨击大使；同罗都督毗伽末啜出马骑二千人，充横野前军讨击大使；霫都督比言出马骑二千人，充横野后军讨击大使；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出马骑一千人，充大武军左军讨击大使；仆固都督曳勒哥出马骑八百人，冲大武军右军讨击大使……其五都督讨击大使，各量给赐物一百匹，领本部落蕃兵，取天兵军节度，其兵有事，应须讨逐探候，量宜追集，无事并放在部落营生，并使本军存问，务使安辑，应修筑所及支运兵马粮等，所司亦与节度使商量处置。”^[519]

3.戎装统一

盛唐军中戎装统一，每年每位兵士发放统一的冬春两套服装。在敦煌文书S.964号《唐天宝九载十载（750—751）兵士衣服支给簿》中记载：

1.张丰儿

2.天九春蜀衫壹（赀印）汗衫壹（赀印）裈壹（印）袴奴壹（赀印）半臂壹（絁印）幞头鞋靺各壹。

3.冬长袖壹（印小袄子充）棉袴壹（絁印）幞头鞋靺各壹。

4.天十春蜀衫壹（皂无印）汗衫壹（纻印）裈壹（绢印）袴奴壹（纻印）长袖壹（白絁印）幞头鞋靺各壹。

5.冬袄子壹（皂印）棉袴壹（絁故印）幞头鞋靺各壹 被袋壹。

6.南奴子

7.天九春蜀衫壹（纻印）汗衫壹（纻印）裈壹（絁印）袴奴壹（无印纻）半臂壹（白絁印）幞头鞋靺各壹。

8.冬长袖壹（印小袄子充絁印）棉袴壹（印絁）幞头鞋靺各壹。

9.天十春蜀衫壹（赀印）汗衫壹（赀印）裈壹（印）袴奴壹（赀印）半袖壹（小袄子充故印）幞头鞋靺各壹。

10.冬皂袄子壹（皂印）棉袴壹（絁印）幞头鞋靺各壹 被袋壹。^[520]

此处“张丰儿”和“南奴子”两位兵士，在天宝九年和天宝十年两年中，所领取的军装基本一样，都是每年“春”“冬”两套。其中，春装都为“蜀衫”、“汗衫”、“裈”、“袴奴”、“半臂”或“半袖”、“幞头鞋靺”各一。冬装也是都有“冬袄子”、“冬长袖”、“棉袴”、“幞头鞋靺”各一。“冬袄子”和“冬长袖”为两年交替换领。也都为两年领一“被袋”。军装的材质为丝织品。衬衫的颜色为白色，棉袄为黑色。外套单衣为紫色或黑色，但并不是都如此。在敦煌文书S.964号《唐天宝九载十载（750—751）兵士衣服支给簿》文中后面的领衣名单：

11.梁惠超

12.天九春蜀衫壹（白布）汗衫壹（赀）絁裈壹 袴奴壹（赀）半臂壹（絁印）幞头鞋靺各壹。

13.冬长袖壹（小袄子充）棉袴壹（絁）幞头鞋靺各壹。

14.天十春蜀衫壹（白布）汗衫壹（赀）絁裈壹 袴奴壹（赀印）半袖壹（絁印）幞头鞋靺各壹。

15.冬黄絁袄子壹 棉袴壹（絁）幞头鞋靺各壹 被袋壹。

16.苻冲汉。

17.天九春蜀衫壹（黄□）赀汗衫壹 絁裈壹 赀袴奴壹（无印）半臂壹（故印）幞头鞋靺各壹。

18.冬长袖壹（印小袄子充）棉袴壹（故絁）幞头鞋靺各壹。

19.天十春赀蜀衫壹 赀汗衫壹 絁裈壹 袴奴壹（白布）长袖壹（絁故）幞头鞋靺各壹。

20.冬黄絁袄子壹 棉袴壹（故絁）幞头鞋靺各壹 被袋壹。^[521]

则显示出其衬衫材质为“布”，颜色为“白”。冬季的棉袄为黄色丝织品，其余基本一致。而在“陈元龙”的衣单中：

31.陈元龙。

32.天九春皂蜀衫壹（无印）纻汗衫壹（印）絁裈壹（印）纻袴奴壹（印）白絁半臂壹（印）幞头鞋靺各壹。

33.冬檀绫小袄子壹（故印）棉袴壹（表裹白布印）幞头鞋靺各壹。(www.xing528.com)

34.天十春赀蜀衫壹（印）纻汗衫壹 赀袴奴壹 絁裈壹（印）长袖壹（白布一端，絁二丈八尺充）幞头鞋靺各壹。

35.冬黄絁袄子壹（印）棉袴壹（印）幞头鞋靺各壹 被袋壹。^[522]

其上衣外套为黑色丝织品，衬衫为白布或白色丝织品。裤子也为“白布”。棉衣为黄色丝织品。可见此军军装基本为白色丝织品，或白布内衣和衬衫，黑色或黄色外套。

河西敦煌豆卢军“防人衣服”，大概与以上军中的军装一致。敦煌文书P.3274号背《唐天宝年代豆卢军防人衣服点检历》记载：

5.都万贞。

6.袄子贰（皂絁，一白絁）长袖贰（一紫絁一褐）半臂贰（一褐絁一白□）。

7.复袴贰（并练）蜀衫叁 汗衫叁（布故）。

8.单袴叁（布）袴奴叁（布故）裈叁（小）。

9.幞头柒（一故）鞋柒 靺柒（一破欠，一布幞头二充）。

10.被袋一。

11.酒克庄团伙人张忠纳。

12.袄子贰（并黄絁）长袖贰（一褐絁，一白絁一疋充）半臂贰（并白絁）。

13.复袴贰（一白练，一生绢一疋充）蜀衫叁 汗衫叁（布）。

14.单袴叁（布）袴奴叁 裈叁。

15.幞头柒（欠三…）鞋柒（生绢一疋充）靺柒。

16.被袋一^[523]。

“都万贞”与“张忠纳”的行装，与以上所述兵士的行装，也基本一样。只是在颜色上，衬衫“一褐”“一白”，有两套。外套棉衣也是“一黑一白”，有两套。外套单衣为“一紫”“一褐”两套。内衣、衬衫、棉衣棉裤和上衣外套基本都是不同的丝织品，而单裤为“布”料，也有衬衫为布者。

军中的火长与兵士的行装也基本一样。敦煌文书P.3274号背《唐天宝年代豆卢军防人衣服点检历》记载：

167.火长张四朗。

168.袄子贰（一黄，一白）长袖贰（一黄褐，一白褐）半臂贰（一紫绫，一褐故）。

169.复袴贰（并白练一）蜀衫叁（一故）汗衫叁（一故）。

170.单袴叁（衫一当袴二）袴奴叁（一故）裈叁（汗衫一当裈一破）。

171.幞头柒 鞋柒（皮鞋一双当鞋雨量）靺柒。

172.被袋壹。

173.阎天儿。

174.袄子贰（一黄絁，一白絁）长袖贰（一白絁，一黄絁）半臂贰（并白絁）。

175.复袴贰（并白练）蜀衫叁 汗衫叁（布）。

176.单袴叁 袴奴叁（故）裈叁（一故）。

177.幞头柒 鞋柒（故皮鞋一）靺柒。

178.被袋壹^[524]。

从其中的“火长”和火人的衣单看，棉衣都是“一黄”“一白”的丝织品。上衣外套也都是“一黄”“一白”的丝织品。半袖衬衫的颜色不同，火长为“一紫”“一褐”，而火人为二白。其余也基本一致。后面的衣单中还有“斛斯元景郑怀纳”的“袄子贰（一绿絁，一皂絁）。长袖贰（一黄练，一褐絁）”；张越景的“袄子贰（一褐絁，一黑褐絁），长袖贰（一褐絁，一白布）”；冯仁德的“袄子贰（一绿絁，一黄絁），长袖贰（一褐絁）”等情况。

因此，当时的军装虽有颜色和材质的不同，但其基本装束中的内衣、外套、裤子、皮鞋、幞头、被袋等都一样。

4.蓄马陇右

军马与军事基地、士兵的分置。唐王朝蓄马西北陇右，以近于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军事中心凉州的调用之需。也为防患于内，在推行足够军马保证措施的同时，设置骑士与军马平时分置、战时组合的骑兵装备体系。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记：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时，“士众已集，所乏者马。蕃人未是，急须胡马，待之如渴”。《旧唐书·突厥传上》记载，唐初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525]。唐太宗继皇位的时候，突厥骑兵自原州、泾州、武功长驱直入，直逼唐都长安，至渭水便桥附近。这种危险的境地，除了当时的政治状况，以及突厥等政权都以骑兵作战见长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唐初骑兵的装备极弱。

为此，从唐太宗开始，唐政府于陇右蓄马。《新唐书·兵志》记载：“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匹于赤岸泽，后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526]。唐王朝在陇右长期大量蓄马，并设监牧专职管理。原因之一是距离三大军事基地不近不远。为以河西节度使为中心的西北军事基地，以及陇右和朔方的军事在战争时期准备了军马，也使军马与这三大军事基地分置。原因之二是“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527]，并“尚武”的民风民俗。原因之三是陇右地区地旷人稀，不仅水草适合于养马，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军马专养。根据史念海先生的统计，唐代前期陇右道人口密度十分稀疏。成州的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为20.86人，秦州次之，只有7.49人。最富庶的凉州和鄯州，每平方公里为2.79人和1.46人，兰、甘、肃、瓜四州则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528]唐高宗时期“陇右户口凋敝”^[529]、“陇右诸州，人口寡少”^[530]，开元三年（715年）也是“秦、陇之西，户口渐少”^[531]。如此之少的人口，作为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镇分布自然稀疏。今天的甘宁青地区甘肃是城镇数量最多的，州县城共有32座，宁夏只有7座，青海才5座。如此之少人口与城镇陇右广袤的崇山峻岭和河谷高原，为唐王朝提供了隐蔽而相对安全的军马蓄养环境。唐太宗让“兵士唯习弓马”，使“士卒皆为精锐”^[532]。此时太仆卿张万岁修葺马政，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中云：“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533]

说明从唐太宗贞观到唐高宗麟德时期的“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陇右官方马场横亘于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自长安至陇右又设7万坊，岐陇间水草丰茂之地尽都设马场。因此，马匹由数千匹增至70.6万匹，马场扩增到8坊48监。致马价低落，“天下以一缣易一马”。此后养马渐少，马政日衰。

唐高宗“仪凤中，吐蕃数盗边”。出于骑兵装备之须，以及国家解决养马费用支出的负担。魏元忠上书言：“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弛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所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534]

战争在即的情况下，要装备骑兵。征战之骑兵必须要有几十万的战马。因此建议开马禁，允许民间私人养马。蓄马于民，国家税收补贴养马者。有战事时，地方州县政府征马或市马民间。以抵挡骑兵见长的民族政权的侵扰。开元年间，唐玄宗再修马政。“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九年又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535]。

唐玄宗开元时期，鉴于官方可控马匹的大量减少，会影响骑兵的装备，政府采取措施，增蓄军马。于六胡等地购良马，又重用王毛仲管理马政，还减轻民间养马者的邮驿等差役。到天宝时期，陇右地区蓄马再次大增。“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载，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536]。

可知唐玄宗天宝时期，陇右官私养马成风，陇右官马32.57万，而民间则“百倍于县官”，形成“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的景象。

从吐鲁番文书中军马的补充可知，养马可大获其利，王侯、贵戚和地方豪富竞置私家马场，民间百姓养马亦蔚然成风。“牛驼羊马之物布诸道，百倍于县官”^[537]，官私马场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