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规定：“诸有所兴造，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各计庸，坐赃论减一等。”《疏议》解释：“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照专门的律令《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又规定：“即料、请财物及人功多少违实者，笞五十”。《疏议》解释：“谓官有营造，应须市买，料、请所须财物及料用人功多少，故不以实者，笞五十”[73]；即地方营建城防工事，按照实际所需上报尚书省，批复之后，地府主持征役修筑。盛唐在西北河西州县城，也修筑有各种防御工事。
1.隍堑与壕桥
隍堑也称城隍、城堑、城壕、壕堑等，是为了防止城镇遭到直接进攻而在城外所掘的环城壕沟，有水则引水其中，架吊桥与城内外相通。在夜间或有来犯之敌时，撤离吊桥，起到隔离城镇破坏力量的城防作用。隍堑之筑始于南北朝时期，唐代前期州县城普遍筑有隍堑。到明代永乐中，政府为城隍立神修庙，并按期祭祀。此后，城隍被正式神化，因而隍堑以神讳改称护城河。
唐代隍堑的普遍是因为北方等地民族政权的入侵。如《旧唐书·高祖纪》记载，武德九年（626年）正月，“命州县修城隍，备突厥”[74]。唐政府因此极度重视对州县城隍堑的修筑，规定州县等城，“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廨、屋宇”[75]。而且将“城隍修理”[76]定为国家考核地方军政官员的重要内容之一。
河西州县城隍堑始于唐代前期，也是在突厥等政权入侵之下逐渐形成的。据《旧唐书·良吏上·王方翼传》记载，永徽中王方翼为“肃州刺史。时州城荒毁，又无壕堑，数为寇贼所乘。方翼发卒浚筑，引多乐水环城为壕”[77]。“永徽”为唐高宗的年号，可见，在唐高宗以前，肃州城酒泉没有隍堑。王方翼为刺史之后才“发卒浚筑，引多乐水环城”，自此以后，肃州城才有隍堑之设。
除肃州城外，瓜州城晋昌也有隍堑，据李旭东《锁阳城的形制及城垣的“夯土版筑”》一文对唐代瓜州晋昌城的实地考察，“城周围皆有当年筑城时挖掘的护城河沟摘环绕”[78]。
沙州城敦煌筑亦有隍堑。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壕堑水，阔卌五尺，深九尺，壕绕城四面。”[79]
2.羊马城
“羊马城系城垣外侧另外加筑的仅及肩高的一道矮墙，可用以拒敌，对城垣起屏蔽作用”[80]。羊马城沿城壕内侧修筑，根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2《守城条》记载：“羊马城，高可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开一门，与瓮城门相背，若瓮城门在左，即羊马城门在右也。女墙高可五尺。壕面各随其地为阔狭，大要在面阔底狭，其深及泉，使箭炮难及即住。”[81]
隍堑与城墙之间距离“约三十步”，按照唐一里为378.8步，又为466.5米推算，即大约37米，羊马城就设在其中，“可谓我国古城防设施的一项创举”[82]。
唐代前期河西州县城已有羊马城之设。如沙州城城墙以外设有“羊马城”，“与城壕构成一有机的防御整体”，“对城邑起到更为有效的防护作用”[83]。据敦煌文书P.2862号背面和P.2626号背面《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什牒》所记：“□□肆拾伍尺羊马城……伍尺□。”[84]也反映出沙州城隍堑以内，城墙以外筑有羊马城。又如瓜州城晋昌（今锁阳城）“外城又叫羊马城，平时安置饲养的羊马等牲畜，战时又成为阻击敌人的外围防御线。[85]
3.城墙（包括城门、瓮城、马面等）(www.xing528.com)
据《武经总要·前集》卷12《守城条》记载：“平陆筑城，下阔与上倍，其高又与下倍。假如城高五丈，则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86]；“筑城之法，每下阔一丈，上收四尺。凡城高五丈，底阔五丈，上收二丈，尤坚固矣”[87]。唐代前期河西州县城筑有城墙。唐玄宗开元时期，《令陇右河西备边制》云：“陇右河西，地接边寇，虽令团练士卒，终须常戒不虞。……其管城垒应筑未了者，并早令毕功，无致延缓，阙于备守。”[88]此所筑“城垒”即为城墙及其相关设施。由政府催促筑造“城垒”，说明河西地区可能原本没有城墙，或者有城墙而因战争等原因被损毁。也说明河西地区唐代前期“地接边寇”而城墙为州县城存在所必备的城防设施。
肃州城城墙。史载，王方翼为肃州刺史时，“以为慢防启寇，非重闲也，乃大筑雉堞，严备橹械，人知有恃，戎亦来威”[89]。“雉堞”即为城墙。
瓜州城城墙。开元中吐蕃攻陷瓜州城后，张守珪被诏“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督余众完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张守珪“置酒城上，会诸将作乐。虏疑有备，不敢攻，引去，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位署，招流冗使复业”[90]。说明唐前期开元时期，瓜州城修筑了城墙，而且城墙为设“版”而筑，其形状固定。当吐蕃再次来攻城时，张守珪设局“置酒城上”，此处“城”显然是指城墙，城墙上能“置酒”，并“会诸将作乐”展示了城墙的厚度与宽度。同时，张守珪修复瓜州城墙后，“招流冗使复业”。可见在瓜州城墙修复之前，居民逃匿，无外卫的州城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沙州城城墙。敦煌文书P.2862号背面和P.2626号背面《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什牒》记载：“合郡城墙四面周回叁阡陆伯……”[91]即其城墙周长3600步。据此存洁先生推算，“不少于4338米”[92]。
城墙作为州县城的外卫设施，有城门通向城内。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凡州县城门及仓库门，须有守备”[93]。《唐六典·尚书兵部》也记载：“凡州、县城门及仓库门须守当者，取中男及残疾人均为番第以充，而免其徭赋焉。”[94]据此，唐代州县城应普遍有城门，并有中男或残疾人轮番“守备”。且守备者可以免除国家的徭役。又据《新唐书·百官志四》记载：“日暮，鼓八百声而（城）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城）坊市门皆启。”[95]《武经总要》卷12《守城条》记载，城“作四门，二开二闭，门外筑瓮城，……凡城上皆有女墙。每十步及马面，皆上设敌棚、敌团、敌楼。瓮城，敌团城角也，有战棚，棚楼之上有白露屋，城门重门插版凿扇，城之外四面有驽台，自敌棚至城门，常设兵守，以观候敌人”[96]。敦煌文书P.4017号中记沙州城有东门，P.3070号中记有南门，P.2877号中记有北门，北图殷字号41号中记有西门。[97]安西都护郭元振在睿宗即位后，被征拜为太仆卿，回京途经凉州城的消息，据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一文记载，“传呼至凉州。凉州城中男女在衢路，并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通夜城门不受禁制”[98]。从此处因为特别的事情而“通夜城门不受禁制”，可知一般情况下夜间出入城门是受“禁制”的。《唐令拾遗·宫卫令》中规定：
凡库藏门及院外四面，恒持仗防固，非司不得辄入，夜即分时检行。
城门，若有敕夜开，受敕人具录须开之门，宣送中书门下。其牙内诸门，城门郎与监直监门将军、郎将各一人，俱诣合复奏，御注听，即请合符门钥，对勘符，然后开之。[99]
按此规定，城门在夜间禁止出入。特殊情况下必须出入者，必须出具特殊的“符”为凭据。
城门外接瓮城。《资治通鉴》记载：“门外筑垣以遮壅城门，今之瓮城是也”[100]。《武经总要·前集》卷12《守城条》记载：“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101]，“瓮城上各设战棚，其制与敌楼同，间数视城之广狭。其山城，则又择前后左右，取去大城近处，随山形别筑一城，令与大城相接，必尽据高地，外亦开堑。两城之中，或设烽台以为远候，贼至，即以兵专守，免先为贼所据，下窥城中虚实”[102]。瓮城是城门的保护设施。根据李并成先生的考证，唐代前期的河西凉州嘉麟等县城筑有瓮城[103]。
城墙之上还有马面等防御设施。瓜州城晋昌城墙“四垣有凸出墙体的马面总计24座”[104]。嘉麟城城墙也筑有马面[105]。
可见，河西州县城城防的外卫主要有隍堑、羊马城、城墙（包括城门、瓮城、马面等）三重设防。最外是隍堑，有吊桥通向城内外；隍堑以内为羊马城；羊马城以内为城墙，城墙上筑有马面等防御设施，经过瓮城、城门可通达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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