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自由权包括身体自由权和精神自由权。
1.身体自由权是指自然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身体自由为自然人人身自由权的基本内容，自然人享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运动的权利，非法限制或剥夺其身体运动的自由，如非法限制、拘禁公民身体的行为即构成对人身自由权的侵害。
2.精神自由权是自然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思维的权利，是自然人自由支配自己内在思维活动的权利。任何非法限制、控制妨害自然人的精神自由的行为即为侵权行为，如故意使人陷入错误思维并造成精神痛苦而进行虚伪报告或恶意推荐的行为，是对精神自由权的侵害。《民通意见》第149条规定：“盗用、假冒他人名义，以函、电等方式进行欺骗或者愚弄他人，并使其财产、名誉受到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示例】
例2 浙江省仙居县公民杨中兴于1990年5月收到一封电报，该电报是从黑龙江省呼兰区发来的，收报人是杨中兴的父母。电报称：杨中兴在呼兰区工作的哥哥被汽车撞成重伤，正在呼兰区医院抢救。杨中兴的父母得悉此情，悲痛万分，立即从浙江乘车赶到呼兰区，结果见杨中兴的哥哥安然无恙，并未被车撞伤。经了解，杨中兴哥哥的一个同事因与杨中兴的哥哥发生口角，以此欺诈方法愚弄杨中兴的父母，进行报复。这种侵权行为，使受害人的自由意志受到了非法干扰，因此是侵害意志自由的侵权行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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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权是具体人格权还是一般人格权的争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由权为一般人格权，它不是泛指主体的行为自由和意志自由，也不包括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作为特定的人格利益，人身自由的内容包括各项权利，所以它不是地位而是一种集合性的权利。[20]众多具体人格权都体现了人身自由的价值，尤其是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因而人身自由应成为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21]
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由权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是与名誉权、身体权等并列的具体人格权。这种观点是各国民事立法的通例，也是理论界的通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自由法益既可以成为一般人格权的法益，也可以成为具体人格权的法益，但是在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中自由法益是不同的。一般人格权中所说的自由主要是指人身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自由，它是对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的具体化，包括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但是具体人格权所说的自由，主要包括身体自由、人身自由，其侵害形态主要是非法拘禁和妨害人身自由的行为。一般人格权的自由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自由，是与人格尊严和人格平等相平等的价值，是表明人一般的自由支配其人格利益的基本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概括的人格自由。而人身自由则是某一种具体人格的自由，即支配自己的身体、行动的自由，保持这种对身体、行动的支配不受约束、不受控制、不受干预的自由。[22]具体人格权中的人身自由是一个具体权利，而一般人格权中的自由是一个抽象的权利。一般人格权不能替代具体人格权中的人身自由权。自由作为宪法所确定的一种人格利益，它解释了各种人格权存在的基础和应当受到保护的正当性。作为法律所要保护的最高利益，它可以作为一种兜底条款，当出现新的人格利益时，可以用自由权来解释。但是，在规定一般人格权之后，仍然有必要确定具体人格权中所说的自由是类型化的利益，具有明确的、具体的内容。人身自由存在独立的侵权行为形态，此种侵权形态是可以类型化的。[23]
我们认为，自由权为具体人格权。从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传统都可以看出来，传统民法大都是将人身自由权规定为一具体人格权。德国、瑞士、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都明确将自由权规定为一具体人格权。罗马法中认为“作为权利能力的骨干，首先是自由权”。《法国民法典》之所以未作规定，是因为《法国民法典》采用的是人格权自然权利的立法模式，法国人认为人格权是一项原权，无须法律规定，人生而有之，因此，对具体的人格权未采用具体列举方式。在我国的近代立法中，无论是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民律草案》还是后来1925年制定的《民国民律草案》都对自由权有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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