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列宁朋友！来中国吧！

——邓小平与哈默

邓小平：“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你在苏联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们，我们也欢迎你到中国来。”

哈默：“我很愿意，但是中国不让我的私人飞机降落。”

邓小平：“这很简单，你来之前拍个电报，希望你多带专家来。”

邓小平同亚蒙·哈默曾有过多次交往。说来他们的相识和交往还颇富戏剧色彩。

1979年2月，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在美国南部新兴工业城市休斯敦西北部的西蒙顿为他举行的一个盛大的欢迎晚会上，邓小平与亚蒙·哈默初次相见。他们一个是来自东方的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一个是西方的企业家、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就这样在这个颇具西部风情的盛大宴会上相识，并从此开始了他们多年的友谊。

亚蒙·哈默曾在苏联居住过九年，其间经常见到列宁。后来，他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届苏联领导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邓小平访美时，中苏两国正处于对抗状态，美国政府有关机构担心哈默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会使他成为邓小平不欢迎的人，因此便拒绝邀请他参加有邓小平出席的各种重大活动，当然，他也不能出席在西蒙顿为邓小平举行的欢迎宴会。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他与邓小平的初次相识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后来，哈默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

当中美关系在七十年代开始好转并出现了更加开放的贸易前景的时候，我就想成为进入北京的第一批美国商人之一。激励着我的不单是那广阔的新市场和商业机会所具有的诱惑力，我同时还希望能为我们世纪最令人振奋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之一作出贡献。引导我去敲响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皇宫大门的浪漫主义理想，乃是东西方和平共处与和平贸易的理想。

吉米·卡特由于他继续和扩大了由理查德·尼克松、亨利·基辛格和杰拉尔德·福特等人所开始的同中国和解的政策，而应当受到极大的称赞。然而，他的政府却不积极不热情地为我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鉴于我同苏联长期的关系，政府担心我会成为中国人所不欢迎的人。1979年，中国的副主席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卡特的顾问们千方百计让我避开。邓在华盛顿出席的任何重大场合，都不邀请我参加。

我不停地敲打那扇紧闭的门，直到我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渐变得令人过于难堪了——而且因为我是卡特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我在华盛顿的办事处才终于得到总统特别贸易代表鲍勃·斯特劳斯的通知说，我和弗朗西丝有票出席在得克萨斯州为邓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

得克萨斯的石油巨头们要在休斯顿附近的西蒙顿竞技场为邓和他的代表团举行一个盛大的烤肉宴会和一场牧人的竞技表演。我们驱车来到竞技场的时候，发现这地方到处布满了安全警卫，而入口处也有女服务员守护，查对进入的宾客。我报了自己的姓名。那位姑娘知道我的名字，于是在客人名单里上上下下地寻找起来。她显得十分关切地说：“嗯，很抱歉，哈默博士，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

我怀疑这是布热津斯基干的事。

“没有关系，”我说，“显然是出了差错。宴会本身在哪儿举行呢？”

“在里面的俱乐部。”她回答道。

“那么我的名字肯定在那里的名单上。”我说。

她让我们走了过去。我们终于进来了。

特工人员守着通往俱乐部的门。我又报了自己的姓名，把情况又说了一遍：“我的名字在大门口的名单上被错误地漏掉了。门口那位姑娘说，肯定在俱乐部里面的名单上。”

特工人员说，我们可以进去核对一下里面的名单，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名字，我们必须出来。

这一回我们又进到俱乐部里面来了。拿着总名单的那位女士沮丧地把名单细细地查看了一番，摇了摇头，说：“对不起，哈默博士，这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

我说：“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名单？”

她把名单递给了我，我的眼睛顺着名单往下看，一直看到罗伯特·麦吉这个名字。

“啊！”我叫了起来。“现在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鲍勃·麦吉是我们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名高级执事，是他同白宫安排我来这里出席宴会的。我的票肯定也是被错误地以他的名字发出去的。”

“噢，”她大大地松了口气。“原来是这么回事。好了，您的座位在5号桌。”

现在什么人也挡不住我们了。我们朝5号桌走去。客厅里越来越满了，有人已经坐在“他们”的桌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做了自我介绍，我们是罗伯特·麦吉先生和夫人。

弗朗西丝愣住了。“快，亚蒙，”她说，“咱们出去吧！”

“不，我不出去，”我说，“他们现在不能把我从这里赶出去的。”

我们在桌旁坐了下来，开始和麦吉夫妇友好地攀谈起来。麦吉先生负责一家大石油供应公司，该公司同西方石油公司做生意，他对我的名字非常熟悉。越来越多的得克萨斯石油大亨走进客厅落座。我看到某些人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居然在他们中间闯进来一个加利福尼亚的不速之客。

大家列队欢迎中国的代表团。50位总经理，有的还带上了夫人，参加了这个行列。我带着弗朗西丝也夹在里面。

邓率领代表团走过迎候的行列。他身材矮小，脸上一直闪烁着动人的微笑。

一名翻译陪着他，依次把每位经理的名字告诉他，并说几句介绍的话，当走到我面前时，邓对翻译说：“你用不着给我介绍哈默博士。”然后冲着我笑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www.xing528.com)

“我非常愿意，”我回答说，“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又年纪太大，不能乘坐商用飞机。”

“噢，”他说着把手一挥，好像把这个问题扔到了一边。“这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随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桌子上，每一桌都有一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章文晋，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后来当了驻华盛顿大使。他说：“您不应当坐在这儿，您应当和邓小平坐在一起。”他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邓的桌上，副主席让我坐在他的旁边。

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坐在那儿对我怒目而视，但是他无可奈何。看到邓对我的欢迎如此热情，他很难开口说：“此人没票，是混进来的，应该把他赶出去。”鲍勃·斯特劳斯晚到了一会儿，坐在离邓的桌子稍远的位置上，揶揄地看着我。

在晚餐会上，邓一直通过翻译同我谈话。他想知道我同列宁会面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感受。

他非常敏锐，非常明智，而且，正如我以后发现的，他有着很强的记忆力——每次和我见面他总是确切地记得前一次都讲了些什么，他从不需要笔录或问他的助手：他总是什么都知道。

最后，邓领我走到他的包厢，让我坐在他的身边，观看为他举行的专场表演。我们相处得非常惬意，在晚上的活动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非常肯定地重申了他的邀请。我告诉他，我一旦拟定好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并搭起一个经理班子，我就到北京和他见面。

这第一次相见，给哈默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三个月以后，哈默私人的波音七二七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当时，中国刚刚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许多外商还在等待观望。而哈默却带着二十多位专家来到了中国，与中国有关方面开始了认真的会谈，并同中方签署了关于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方面的初步协议。此后，哈默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一趟，其间多次同邓小平见面。

哈默第二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81年7月3日，宾主就中国同西方石油公司在石油、煤炭开发及其他领域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1982年3月25日上午，哈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再次见到了邓小平。会见一开始，哈默就高兴地告诉邓小平，“我遵守诺言，又来了，我们与中国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已经签订了。”“我非常感谢邓副主席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协议书得以很快签了字。”

邓小平回答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哈默在会谈中提到的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是在邓小平会见他的前一天签署的。这是当时中外合资经营的一个最大项目。这项协议的签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正值中国国内正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这两项工作会不会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许多外国朋友、港澳同胞对此非常关心。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使中美关系出现了严峻的局面。美国企业家们担心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因此，哈默的此次中国之行和他同邓小平的会谈便格外引人注目。

在这次同邓小平会见时，哈默回顾了六十年前他与列宁合作的往事。他说：“中国搞现代化的政策与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相似。当时苏联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不会发展。我每次来中国都看到有很大进展。”

哈默在他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再次表示：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的决定与行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上稳定。最近，中国正在精简政府机构，起用新人，这必将使政府的行政管理更为有效。中国的经济调整，针对国家与人民的需要，重新安排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顺序，把能源和交通运输提到重要地位，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家财政预算及进出口贸易平衡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总的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不断发展、能源前景广阔、强大而进步的中国。它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欢迎各友好国家到中国投资，促进中国经济贸易的繁荣。

在这次和邓小平的会见中，哈默把他几度中国之行的观感浓缩为一句话：“对中国的领导我很有信心。”

邓小平对哈默在中国的活动也多次给予过方便和照顾。哈默在他的自传里绘声绘色地介绍，他曾经帮助他的朋友马尔科姆·福布斯在中国作了一次奇特的飞行。他说：

马尔科姆是《福布斯》杂志的出版人，也是世界上最厚颜无耻的享乐主义者和资本家之一。他曾经乘坐他最最心爱的两件运输工具周游世界——摩托车和热气球。就是把马尔科姆的出色收藏由费伯奇制作的皇家复活节金蛋全都给我，我也决不坐摩托车或气球。

但是马尔科姆却热心地鼓吹这一原则：人们应该得到生活中的乐趣，不管选择什么方式都可以。他选择了摩托车和热气球，我又能说什么呢？

1980年马尔科姆带一队摩托车骑手作一次穿越苏联的旅行，我帮助他取得了同意和签证。1982年他又想出一个更加荒诞不经的主意——带领一个配备着热气球的摩托车队横越中国，他无法让中国人相信他是严肃认真的——这能怪他们吗？理查德·尼克松写了一封私人请求信给邓小平，没有回音。马尔科姆又要求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给他帮帮忙，仍没有结果。

最后马尔科姆把他的愿望告诉了我，我没有费口舌去劝说他停手不干。道理对他根本不起作用。看在我私人的份上，中国人同意满足马尔科姆的要求。但是却害得我千里迢迢跑到邓小平那里去了一趟。

不过，更使哈默感动的是，邓小平还帮助他作出安排，空运一种“比马尔科姆更具有异国情调的动物。”这就是1984年邓小平“扫清了障碍”，让哈默“把中国大熊猫带到洛杉矶奥运会”。几年后，哈默谈到这件事时仍激动不已，他在自传中说：

1982年3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我的美术收藏展览开幕之后，我会见邓时第一次向他提出这个想法。我对他说，大熊猫伴随着共产党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体育队伍，出现在洛杉矶，会使洛杉矶人民感到高兴，并且对美中之间的友好关系大有裨益。各种美国的委员会和代表团都曾同中国人讲条件，谈交易，要求他们把大熊猫送到奥运会上去，但回答总是“不行”。中国人老是强调说，他们的法律具体规定，禁止大熊猫向国外输出，因为在整个中国受到保护的大熊猫已寥寥无几。当我和邓提起此事，他立即看到了这个主意的价值，并说他将发出指示让大熊猫去。

此后不久，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秦建华在他北京的办公室里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作好送大熊猫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准备。这使他大吃了一惊：“这可是违法的呵。”他叫起来。

“邓小平刚刚制定了一条新法。”对方告诉他。

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大熊猫和它的饲养员由中国民航一架波音747飞机从北京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并受到了如同国家元首所受到的那种隆重殷勤的接待。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哈默还牵头为大熊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大熊猫在洛杉矶的出现，不仅为奥运会增添了光彩，也向全世界充分地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精神，可谓一举多得。

1985年6月，哈默又一次来到北京，并见到了邓小平。在这次同邓小平的会谈中，哈默把他同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会见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详细的介绍。会谈中，他们还谈到了平朔煤矿，对于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工，邓小平向哈默表示诚挚祝贺。

在多次的交往中，哈默深深为邓小平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他曾以敬佩的口吻说：

自从我们开始在中国做生意以来，我和邓几乎每年都见面，无论是在礼仪性的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进行了讨论。我们曾一起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宴会。……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最精明能干、最聪敏睿智的政治家，坚定不移地遵循着符合他的国家最高利益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