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的外交风云

——邓小平与李政道

邓小平：“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李政道：“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而现在不光是‘一席之地’，在这个领域里，是全世界公认，中国是第一。”

李政道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教授，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1956年10月，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共同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而双双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有的科学家这样比喻他们这一新发现的巨大意义：过去几十年来，全世界的原子物理学家们捧着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向宇宙奥秘之门冲击而不得进。李政道、杨振宁的新理论，才使人们恍然大悟，那不过是画在墙上的一扇假门。现在，我们至少可以向真门进探了。物理学因之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李政道是在1946年经吴大猷的推荐，从中国大陆前往美国深造而一举成名的。他现在身居异国，仍心怀故土，多年来一直以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致力于中美学术交流和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72年，李政道携夫人秦惠筹首次回国探亲、讲学，以后多次回国，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高度赞扬。邓小平自1979年后，几乎每年都要会见李政道，认真倾听李政道的意见和建议，共同讨论中国发展科技的大政方针，因而建立起亲密的朋友关系。

1984年10月7日，北京秋高气爽。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工地上彩旗飘扬，人们的心情格外舒畅，这不仅因为气候宜人，而且因为今天这里将要举行非同寻常的奠基典礼。赫赫有名的李政道教授要来参与奠基典礼，我们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也要亲临会场。

来了，邓小平精神焕发地来了。他一下汽车就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整个工程的模型，边看边听工程经理谢家麟讲解对撞机的性能和用途。谢家麟说，在工程的论证过程中，李政道教授付出了艰巨的劳动。邓小平当即对陪同的李政道表示感谢。

李政道早在1972年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就向周总理提出了建设高能加速器的建议。他提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一旦建成，足可以带动中国高技术的发展。虽然这个加速器还不是最高的能量，但在这个能量级中，其水平在全世界是比较先进的，可以做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北京今后也将成为全世界“粲粒子”研究中心，为中国高科技出口迈出第一步，带动全国工业的发展。它更重大的意义是会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证明中国人不光数量上在世界最多，质量上在世界也是最优的。李政道的建议受到了中国政府和科技界领导的高度重视。今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愿望终于开始实现了，李政道心情激动地说：“应该谢谢邓主任的关心和支持。”

邓小平听到工程将于1985年竣工，高兴地说：“祝工程如期完工！”然后，人们来到对撞机工地奠基石旁。洁白的大理石基石上，镌刻着邓小平书写的铭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邓小平拿起铁锹，精心地培上了第一锹土。

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世界高科技项目，一位欧洲科学家问邓小平，你们现在经济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邓小平回答说：“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李政道先生曾这样说到：“我想小平先生他是了解中国要有前途就必须要有发展。可是我们现在是站在高科技的社会里，所以没有高科技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社会是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

1988年10月，我国终于成功地建造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建造过程中，李政道组织了美国五个高能实验室的一流专家，帮助解决了从设计到安装过程中的许多难题。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中国人造的加速管已经达到国际最高水平，吸引着各国前来购买。由于很多工厂协参加建造工作，广泛提高了中国高技术工业水平和真空、电源、高频技术等工业技术水平。对撞机的建成不仅凝聚着李政道教授的心血，也体现了邓小平对发展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关心。

1988年10月24日，北京电子正负对撞机实验室建造成功，邓小平又一次来到这里。仔细地参观了全部的实验设备。他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

李政道先生后来说：“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而现在不光是‘一席之地’，在这个领域里，是全世界公认，中国是第一。”

发展科技，人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李政道70年代来中国访问，见政治动乱影响了人才的成长，就婉转地向周总理建议，既然运动员和芭蕾舞演员可以从小培养，科技人员为什么不可以从小培养呢？毛泽东和周恩来很重视他的意见，随即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少年班。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为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准备派大批学生和访问学者去美国学习。但美国一些名牌大学不了解和不信任中国学生的程度，不肯接受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做正式研究生。1979年李政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首先给美国40多所大学的教授写了上百封信，使他们同意按照招收本国研究生的条件和待遇招收中国研究生。(www.xing528.com)

李政道先在中国从听课的学生中通过面试选了5人，又委托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举行了一次小规模考试，选了11人，作为首批赴美正式研究生。他回国后，始终记挂着这件事：如何能推广到其他的学校。他发现，美国请求入研究生的手续很繁杂，要考GR、TOFEL……当时中国学生根本无法请求。于是，李政道提出：“我把招生制度改良一下，发明一个新制度！”这个新招生办法后来起名叫CUSPEA，翻译成汉语即：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的中国赴美国留学的研究生。后来美国参加招收中国研究生的大学增加到60所以上，美国最著名的十几所大学的物理系，每年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只有10到25名，而中国研究生就占了4至5名。

为了使CUSPEA的同学们学成归国后有一个有利的工作条件，李政道又向我国领导人建议，在国内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若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84年李政道曾与邓小平一起讨论过博士后制度的有关问题。

邓小平一言不发地听李政道说完他的想法，忽然提出一个问题：“博士这个名称恐怕在汉朝时就有了，博士的知识既然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有博士后呢？”李政道解释说，在大学里，大学生是老师给他出已经有解的题目，然后老师指导他解题，如果这个解是和老师知道的正确的解相吻合的，这个学生就能完成大学学业得到学士学位。在研究院，老师给学生出题目，可是老师并不知道怎么去解。研究生按照已学的知识来解老师给他的题目，而这个解由老师自己及同行评价，认为这个解是对的，就可以从研究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可是真正的研究，真正的发展，是要自己出题目，独立进行研究，这个培养独立工作的阶段，就是博士后的过程。因此必须有博士后，才能使优秀的博士生成为独立的研究人员、杰出的年轻学者，这样科学才有希望。博士后制度在国外也是很新的。二次大战后，一些发达国家都知道要竞争，必须要有一支能独立研究的精锐部队，才能够面向世界去发展和兴盛，这是博士后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博士后制度的历史说来也不过40多年的样子。邓小平听着李政道的话，频频点头。

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又一次会见李政道时，李政道再次谈了希望国内办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问题，他说：“不仅我个人，国外许多学者，我们很多朋友都认为，今后十年、二十年，世界科技领袖绝大多数将是华裔的，是中国人，这是可以证明的。现在到美国去，随便哪个高水平的大学，研究科学的高材生中，恐怕3/4都是华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前4名几乎每年都是CUSPEA的中国学生。这是祖国的财产，是不能放弃的，不能让他们完全为别人做事。我们的竞争不光是在经济上，也在科技发展上，要领先就要有一支精锐的、有独立创造性的队伍，今日的博士后人才就是将来的这个队伍。到那时，世界科技领域的局面就会大为改观。”

李政道停了一下又有些担忧地说：“尖锐的问题是怎么吸引他们回来，怎样让他们回来后发挥力量，团结起来发扬民族的理想，这是非常迫切的问题。要吸引他们，祖国当然不能用照顾个人利益的办法为主。假如讲个人利益，他们在海外赚钱会更多。不提倡民族的精神、团结的力量和理想的话，是做不到的。”邓小平久久地、认真地听着李政道阐述他的意见，最后说了一句话：“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现在，我国的博士后流动站正纷纷建立起来，对国内国外的博士生一视同仁，坚持开放和交流，正逐步落实科研经费、配置仪器设备和工作助手。看到这一切，博士后们应当不要辜负了李政道教授的热心和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的领导人的期望。

重视发展科技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他多次强调：实现人类的希望要靠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要靠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要靠科学。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是不行的。1986年10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世界实验室主席、意大利物理学家齐吉基和夫人，世界实验室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主任、美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和夫人。世界实验室是1986年7月在日内瓦成立的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主要是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科技合作提供资金。邓小平称赞建立世界实验室“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第三世界可以从中得到益处，中国将积极参加世界实验室的工作，他感谢齐吉基和李政道热心帮助中国成立高等科技中心。

李政道自1986年10月出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终身主任以来，每年都要选择几个世界科学最前沿的课题，邀请10位第一流的专家学者来华举行国际学术工作会议，介绍各自领域取得的进展、存在的困难和发展的前景，并和90位中国学者共同生活工作一段时间。科学家们从早到晚生活午餐都在一起，这样以利于了解真正的科学交流的实质和培养感情。但组织这样的会议很不容易，因为这些一流的专家都是忙人，要使他们同时抽出两星期共同工作，每人作四五个报告，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李政道的工作对于促进中国科技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始终关注着李政道为中国发展所做的一切，每次会见都真诚地感谢他，并像老朋友一样设宴招待他。李政道也对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充满信心，说：“看到祖国正在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凡我华人莫不兴奋。”他每年为培养中国学生和帮助中国建造对撞机等，大约要花去2/3的时间，他自豪地说：“我这样做和在中国工作有什么不同？”

邓小平与李政道会见不仅谈发展科技问题，也谈国内政策，谈祖国统一，借此沟通中国与海外朋友之间的联系，吸引更多的海外力量参加祖国四化建设。

一次，邓小平同时会见了两位美籍华人科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和李政道。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一个根，但如果光是根深蒂固，不发扬光大，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光彩的。我们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要急起直追。”他接着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实行统一，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人拿走。看来，只有按‘一国两制’的办法才能实现祖国的统一。……中国人脸上开始有光彩是什么时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祖国统一后，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飞起来了。”邓小平的话深深地感染了两位科学家。李远哲和李政道一致表示：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都希望祖国早日统一，我们愿为祖国四化尽最大的努力。此番景，此番话通过电波传遍全球，激发了无数华人的爱国统一之情。

1989年9月，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政府刚刚平息了一场动乱，国际上的反对势力又掀起一股制裁中国的狂澜。李政道身在海外，心急如焚，又一次返回中国。邓小平9月16日接见了他，这次会见的谈话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后来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犹如刚刚指挥了一场大战退下战场的将军，重新恢复了那平静幽默、神情若定的神态，他拉家常似的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我在练习怎样适应完全退下来以后的生活。”好像看透了李政道的焦急心情，邓小平停了一下，果断地说：“请你相信，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他说，第一，中国目前的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不久前的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搞具体事务，不那么关心思想动态，政治动态，对那么严重的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这次动乱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针对海内外一些朋友的疑惑，邓小平解释说：“这次如果搞暴乱的人得逞，就要发生内战，就不知要死多少人，伤害多少人的感情，那才伤筋动骨呢。所以不采取坚决措施平息暴乱，后果难以设想。但平息暴乱中尽量避免伤害人民，特别是学生，这是我们的方针。请你转告你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请他们放下包袱，中国只追究用心不良，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相信绝大多数人能从这次事件中清醒过来。”

这番话解除了李政道心中的疑虑，他对邓小平说：“看到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说笑中，大家步入餐厅，共进了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