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您高寿多少？”
费正清：“72。”
邓小平：“我74了。”
费正清：“可您满头黑发，我却谢顶了。”
邓小平：“显然是您用脑过度了。”
费正清是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从1932年起就以学者和外交人员的身份在中国呆过7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这个中文名字就是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为他取的，他的本名叫John King Fairbank。
费正清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历史达40余年，是该校弗朗西斯·李·希金森讲座功勋历史学教授。数十年来，他一直卓有成效地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并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在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他应邀参加了卡特总统和夫人为欢迎邓小平而举行的盛大宴会，有幸见到了邓小平，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几年后，当回忆起这次见到邓小平的情景时，这位一向冷静的历史学家却激动不已，他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1979年1月1日，卡特政府实现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在此之后，我又有了再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1979年1月，倔强而实干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华盛顿，我和威尔玛、自修德应邀参加了卡特总统为邓先生举行的晚宴。我们乘坐同一辆出租汽车来到白宫东侧人口，赴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宴会。淡雅而整洁的门厅站满了目光敏锐的年轻人，我们穿过门廊，走上楼梯，经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乐，发现过道两侧每隔十米站立的青年男女，左边是英俊的小伙子，右边是漂亮的姑娘，身着佩有金色穗带的制服，机警，威风，英姿飒爽。与英国的禁卫军骑兵旅不同的是，他们见到来客并非是目不斜视，而是把目光集中地投向我们每一个人，那目光既恭敬有礼，又咄咄逼人。我明白，为了保障安全，保安人员在数量上必须超过来宾。可以肯定，如果发生意外，他们可以在一瞬之间把我们全部打翻在地。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那位引导我们走入东大厅的热情而潇洒的军官。“是这样的”，他说，“当然还有一些事情你也不会知道的。”
大厅里聚集了社会各界的名流，许多人与我们相识。与在其他东亚秘密会议上一样，我开始忙于把老朋友介绍给新朋友。希瓦尔是泛美航空公司总裁，鲍大可是我的同事，我把鲍大可介绍给了这位总裁。但据我所知，由于法律制度的约束，温兹洛普街的倾向一般是尽量避开与国会议员的接触。他们不是研究生。
弧光灯在不停地闪烁，报刊电视和广播记者们纷纷挤向大厅，这样便把我们推到了人群的前面，我较早地走过了迎接的行列。经过译员（五二届哈佛毕业生）的提醒，邓知道了我的名字。进入宴会厅，我按照号码和席位卡找到了我的座位。看看两旁的席位卡，右边卡片写着“谢利·麦克莱因”，左边卡片为“罗莎琳·卡特”。我就座的是首脑席。
能享此殊荣，真感到万分的荣幸！莫非我真成了为实现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奔走了30年的一派人的象征不成。然而我本人确实不敢有此奢望，我自知力不从心，作用有限。能坐在皇后影星和第一夫人中间，我不禁顿感左右逢源、春风得意。
这是一次奇妙的没有主人的宴会。我们正处在一个真正的历史转折点上。在我们首脑席上，祝酒的仪式全都按照程式化的礼仪进行，席间没有任何人独饮自酌。卡特政府内外交困的阻影突然掠过我的脑际。此时的卡特总统正静静地坐在那里沉思，对我们这些人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坐在他旁边的罗莎琳则显得雍容华贵，给人精明干练、平易近人之感。如果她能控制住她丈夫的小集团的形势的话，或许现在卡特还会有他的第二届总统任职期。
麦克莱因被安排在首脑席就座，是因为她为这次会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麦克莱因曾率领一批美国妇女名流去中国旅行，引起了轰动，这次旅行在她的演出史上可谓盛况空前。她试探性地向邓提起了某艺术家在文化革命期间种植西红柿的事情。“可能他喜欢西红柿吧，”邓回答说。
席问我也与这位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交谈：
“您高寿多少？”邓问。
“72。”我答。
“我74了，”邓说。
“可您满头黑发，我却谢顶了。”我说，
“显然是您用脑过度了。”邓解释道。(www.xing528.com)
又错过了一次机会！我们本该相互祝酒，追思故去的周恩来，而后再谈建立中国式的友谊，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一时，我感到无言以对。
接着，在肯尼迪中心看文艺表演，让我们欣赏的是感伤的乡村歌曲和铜管乐的混响，以及鲁道夫·塞尔金的一些节目，结束时邓与卡特走上舞台，对演员们的丰富、精彩的演出表示谢意。邓抬眼望了望一位哈勒姆旅行队的黑人环球旅行家，那人的个头足比他高一倍。他还吻了吻一位女学生歌手的前额。后来，他访问了得克萨斯，邓安坐在驿马车上，他头上戴着一顶宽边高顶帽。随着时间的流逝，文明与野蛮的竞争会越来越紧迫，这是不言而喻的。
6个月后，1979年8月，费正清陪同蒙代尔副总统来华访问，再一次见到了邓小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79年4月，我们重访北京的准备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与我们一起旅行的是泛美航空公司董事会的成员，我本人曾在该公司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供职过两年。我和威尔玛争取到了签证，并在加拿大大使那里又留住了两个星期，1977年我们也曾有过相似的计划。英俊潇洒的韩叙先生特意为我们举行了宴会，他现在供职于外交部，这样，我过去的一切罪过便算是一笔勾销了。
在卡特总统的宴会上，我的未能充分利用时机一直令我后悔，直到1979年8月我才找到一个补偿的机会。作为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象征，我应蒙代尔副总统之邀，陪同他一起对北京、西安、广州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二次宴会上，副总统先生与副总理先生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邓小平对我在恢复中美关系中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此我并没有感到受惊，而是适时地举起酒杯，提议为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干杯。我们碰了杯。
到1979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对在文化革命中、甚至文化革命前的大量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这种平反使成千上万所谓犯了意识观念错误的人们得以“昭雪”。刘少奇是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国家元首，也是文化大革命攻击的头号目标，最后被迫害致死。10年之后，刘少奇终于获得“平反昭雪”。这也影响到我们那些在革命风暴中受到打击、迫害的朋友和熟人。
作为一个多年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费正清对邓小平及其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也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这样写道：
自从中国以毛个人为最高领袖之后，现在的领导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邓仍然是一个副总理，但运用他的长期的经验，并利用（当然是非正式地）他的资历与别人合作。经济学家陈云的思想重新受到重视了。著名的早期领导人、以前北京市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一个受害者彭真，又回到舞台上来。保守派和改革派政策的矛盾，仍然同个人权力斗争交织着。摆脱了毛泽东的难以预料的滥发脾气的干扰，为邓小平的改革铺平了道路。这些改革政策，人民是欢迎的。
中共的政策从阶级斗争到经济改革的大转变，是中国革命手段（如果不是目的的话）的重大改变。确定邓小平的最高领袖地位，经两年过渡时期，到1978年底才实现。究竟是在什么形势下邓小平的改革程序才开始呢？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亦步亦趋地按照苏联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模式进行着。官僚主义的控制窒息着首创性，但是还有一点进步。因此，邓小平在1980年初期开始的作法，在加快中国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速度方面，不能不做得看起来很像1958到1960年间毛泽东的大跃进那样。毛（以及邓）并不是很喜欢造成颟顸糊涂的官僚主义的。1978年所不同的是：邓现在要走的是一条既要扶持首创精神，又要重建党和政府的新路子。他意识到中国的进步必须通过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机构，而不能绕过它。这是一种比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要更切乎实际的看法，但同时也是复杂得多的任务。
第一步改革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又向外看了，欢迎和外界来往了。1972年开始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到1979年1月完成。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说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幸存者都不会同美国政治中的调皮捣蛋分子发生麻烦。1万左右中国学术界、技术界的专家来美国学习，美国10万旅客带着美元在中国旅游。不管好歹，有点像老时候的样子。
邓小平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技术转移成了一个重大目标。同外国公司中签订合同，装备新机器，建设新工厂、新生产线，修建旅馆以及挖掘煤和石油等等，还同时引进资金和技术。
邓小平政权的第一需要，是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即用承认自己错误的方式，来确认统治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它给1957年及其以后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平反”后，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刘少奇已于1969年含冤死去，所以对他和其他许多人的平反，只能是“追认”。这种“虽然晚些，但总比没有好”的做法，表现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关切。
毛泽东是一个问题。作为中国的列宁兼斯大林，仅仅谴责他，未免太简单了。解决的办法是把毛的一生分为前半生好、后半生坏这么两截。大体说来，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对他用“三七”开，即七分优点，三分错误，是够公平的了……
为了争取公众的信任，党员必须加以筛选并提高素质。在四千万党员中，估计有大学学历的只占4%，有中学学历的不过14%。四千万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党员中，半数虽然具有强烈的毛式的群众思想意识，但很少经专门业务训练，甚至文化水平都很低。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毕竟只是攻击现行体制。这一套现在已没有什么可取的了。最迫切的事情是重新确立党的纪律和服从党的一切指示，而党的这项改革是很微妙的。邓小平政权试图通过加强程序的正规化和恢复党委内部的民主生活来消除派系纷争。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决定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不过它完全限于党内，和群众舆论无关。同时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和有专才的技术人员入党。这种一反毛泽东传统的作法，当然也遇到了抵抗，但是加强生产和现代化，毕竟在物质方面产生了直接效果，以至于老一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派，也都渐渐地默不作声了。
到1985年为止的5年间，有一百多万的老党员“离休”。1985年9月，一百三十一名高级干部辞去职务。他们大多数人都作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身份，保留了待遇。
整顿军队是比较缓慢的一项工作。但在1985年财政预算和人员都大大缩减了。四十名总参谋部的官员离休，还有10%的军官开始离退。1985年6月，人民解放军的11个军区减为7个，高级军官减少一半。军人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占优越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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