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在今后几十年中，中美的共同利益延续下去的可能性如何？”
邓小平：“就中美角度来讲，我听到一些美国人说，好像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是因为中国有求于美国。我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发展了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了，就不会考虑和美国搞好关系，共同对付世界上的挑战。这种逻辑是不正确的。”
厄尔·费尔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总编辑，他曾采访过多位国家首脑。
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刚刚正常化的中美关系也因里根的当选而受到人们的注目，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费尔于1980年11月15日采访了邓小平。从费尔采访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一个提问题开门见山、尖锐深刻，一个回答问题坦诚、机智，从中我们可以领略邓小平作为一个战略家和总设计师的风采。
费尔：“请问你对里根当选有什么看法？”
邓副主席：“里根当选为美国下届总统，布什当选副总统。我们表示祝贺。里根先生我也可能见过面，也可能没有，对他不熟悉。但是帮助里根先生决策的一些人，我是熟悉的，算老朋友。比如布什先生就是我熟悉的朋友之一。”
费尔：“你一再指出，苏联正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以推行它的全球战略，你认为布什和里根对上述观点会接受到什么程度？”
邓副主席：“根据里根先生过去的讲话，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许多共同点。”
费尔：“考虑上述情况，苏联一方面在印度洋扩张，另一方面也把手伸到东南亚，你认为里根在东南亚应发挥些什么作用？”
邓副主席：“我不说里根，而说美国。我认为美国应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当然包括东南亚，这是我们的一贯态度。我们历来赞成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但是，我们认为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只有美国不够。美国必须加强和它的盟国的合作，还要加强同一切抵制苏联的力量，当然包括第三世界的合作。这样才能对付苏联的挑战。”
费尔：“不久前我见到了西德总理施密特，他对苏联的力量，以及苏在中东产石油地区的扩张表示担忧，对苏的导弹发展也很担心。它的所作所为不仅针对欧洲，而且针对土耳其、中东和中国。从你和日本铃木善幸、法国吉斯卡尔·德斯坦交谈中，你认为在多大程度上，你同意他们对苏联威胁的看法？”
邓副主席：“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认识，但现在还有人对这一点认识不清楚。所谓不清楚，就是认为可以采取某种策略性步骤，用温和的语调，或者是利用一些会议，如欧安会续会，就能减轻来自苏联的威胁。我看这些办法是不切实际的。我在访问美国时就一再说过，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必须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
费尔：“我想问一下，中美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和看法上有多少共同点？因为在美国有些人担心，随着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中美的共同利益将会改变，中国肯定会走自己的路。在今后几十年中，中美的共同利益延续下去的可能性如何？”
邓副主席：“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
一方面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来谈，另一方面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谈。
中苏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了分裂，主要原因是，苏联搞霸权主义，想控制中国。我们不甘心让它控制，它的目的没有达到，因而就反对中国。
如果说中苏争论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后来就远远超过意识形态了。
有人说勃列日涅夫是比较温和的，我看这是受了骗。赫鲁晓夫只是耍嘴皮，勃列日涅夫却是搞实力威胁的。在赫鲁晓夫时代，只有十个师的兵力驻扎在中苏边境，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增加到五十四个师，一百万军队。
谈到中苏关系，不能不看到苏联对中国的威胁的现实存在。苏联谋求在中国的霸权。它不仅在中苏边境驻兵一百万，而且还派兵入侵阿富汗。它还在中国的邻国驻军，来威胁我们。比如在蒙古驻军。”
费尔：“你认为在这方面，与卡特政府相比，里根新政府是不是更有能力对付这种军事局面？”
邓副主席：“苏联不仅在蒙古驻军，而且还支持越南侵略印度支那各国，威胁东盟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它还直接出兵阿富汗。我国同阿富汗有共同的边界。苏联在我们邻国的所作所为，既是为了对付中国，也是对亚洲和世界各国的威胁。”
这只是构成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它的野心是称霸全世界。
有人向我提出，中苏关系会不会改变。我多次对国际朋友谈，我问他们，苏联扩张和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会不会改变？它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会不会改变？如果它的全球战略、社会帝国主义政策能改变，现在就可以改善中苏关系。为什么还要等到若干年以后呢？苏联要有实际行动表明它改变了全球战略，放弃了霸权主义，要把它的一百万军队起码减少到赫鲁晓夫时代那样。
费尔：“你认为有没有哪些国家和个人可以帮助你们叫苏联减少它的驻军？”
邓副主席：“我不知道。我想，不可能有这样的国家和人物。”
刚才讲到苏联要有实际行动，它必须从阿富汗、蒙古、东南亚地区全部撤走它的军队。当然还有其他地方。而且要放弃它的霸权主义政策。今天是15号，如果它今天可以做到这些，明天16号就可以改善关系。不然，中苏关系既使十年二十年之后也改变不了。
中苏关系的改善不决定于中国是穷还是富，而是决定于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如果说现在中国还比较穷，装备很落后，都敢于顶住苏联霸权主义，有什么理由认为等中国发展了，反而要向霸权主义妥协呢？这是从中苏角度来讲的。
就中美角度来讲，我听到一些美国人说，好像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是因为中国有求于美国。我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发展了，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了，就不会考虑和美国搞好关系，共同对付世界上的挑战。这种逻辑是不正确的。”
费尔：“另一个问题是，中美商务关系问题。近十五年来，中国的方向发生了改变，美国商人同中国进行了贸易洽谈。中国政策的多变引起了美国商人的疑虑：‘中国的现行政策是否有延续性，有何保证？’”
邓副主席：“应该说，中国人自己也有人担心我们政策的延续性。粉碎‘四人帮’后四年了，我们徘徊了两年。从1978年底，特别是我们党的三中全会，确定了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当然，在粉碎‘四人帮’后，就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提出的是要改革我们某些不好的制度。不好的制度不改革，就不能保证政策的执行和政策的延续性。从政治上来讲，几年来我们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有个民主问题。比如从组织上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这些都是政策延续性的保证。我们可以说，现行制度的改革，要完成这种改革，还需要很长时间。这种改革，从开始就受到人民的拥护。这不仅增强了人民的信心，并且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我在访问美国时，好些记者和议员也都提出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政策能否有延续性，归根结底要看政策本身对不对，是否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如果这个政策不好，就没有延续的必要；如果这个政策是对的，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想推倒也是办不到的。政策的延续性的根本保证，就是政策本身是对的。”(www.xing528.com)
费尔：“我们和一些中国的小组织打交道，这些组织的人士认为，有些人并不反对现代化这一总的概念，但如果这对他们的职务造成不利时，他们就将抵制。这就是说，官僚主义会阻挠中国的现代化。”
邓副主席：“是有这个问题。还有特权思想，不尊重科学，过分集权，还有其他。这些我们都指出来了，要逐步改革。”
费尔：“同审判‘四人帮’相比，要解决这些问题，更不容易。‘四人帮’的追随者不能对四个现代化计划构成威胁，而那些不称职的人感到自己职位受威胁，他们抓住职位不放。”
邓副主席：“要逐步解决这个问题。追随‘四人帮’的人是一小撮。他们的面貌是清楚的。”
费尔：“为什么你们不让外国记者旁听对‘四人帮’的审判，是不希望记者来报道，还是根据法律规定要这么办？”
邓副主席：“因为涉及到国家的机密。国际上有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担心审判‘四人帮’会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其实，毛主席所犯的错误属于另一个问题。‘四人帮’是犯罪分子，是有严重的刑事责任。对如何评价毛主席和审判‘四人帮’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是根据法律追究‘四人帮’的刑事责任。”
费尔：“是否可能，在追究其刑事罪责时让外国记者旁听审判，而在涉及国家机密时进行秘密审讯？”
邓副主席：“‘四人帮’了解我们国家的最高机密，而他们又竭力把他们的责任推给别人，因此就是在审讯他们的刑事罪时，他们也会乱讲国家的机密。”
费尔：“我们对过去的历史很感兴趣，希望了解林彪后期的确切情况。据了解，美国国前国务卿腊斯克认为，林彪坚持战争。据说林彪曾发表讲话，有个庞大的计划，说中国要向外扩张，计划扩张到印尼，这很危险。美国务院认为他的讲话和希特勒的著作有相似之处。我希望你能谈一下这方面的细节。”
邓副主席：“对你说的林彪的这个计划，我不知道。林彪干了很多坏事，为他上台开辟道路，打倒了一大批老革命家。在他的末期，毛主席发现了他的问题。林彪谋害毛主席，这在起诉书中是有的。这有证据。当他的阴谋被察觉后，他就乘飞机往苏联跑，结果摔死在蒙古。当时蒙古人和我驻蒙古大使都到现场看过。”
费尔：“根据调查，飞机失事是自然的事故，是由于飞机维修不好呢，还是别的原因？”
邓副主席：“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费尔：“是不是由于你提到的那些材料，所以不能让外国记者旁听对‘四人帮’的审判？这些材料是不是包括中国军事、政治和对苏的机密文件？”
邓副主席：“‘四人帮’是长期生活在国家高级机关的人，他们知道国家的全部机密。因此审判‘四人帮’不能对外公开。但国内组织几百人出席旁听。”
费尔：“关于历史，我是很感兴趣的。你在中国人民中德高望重，是个有贡献的人物。鉴于你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可否考虑一下在你生活安定的时候，写一些回忆录。你没有空，别人代你写也行。”
邓副主席：“没有这个时间。而且我这个人是个土包子，没有文化，我不太喜欢讲自己的事情。当然我革命几十年也干了些事，但还谈不上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逐步把工作交给年富力强的人。”
费尔：“受教育的程度与一个人的智力和能力没有什么关系。有的人受教育不少，但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很差。我总希望你写点回忆录。”
邓副主席：“现在没有时间。也许到退休以后作点回忆倒可能，现在不成。你希望我们政策要有延续性，我想，选好一些青年人来接班，这就能使我们的政策有延续的保证。”
费尔：“里根先生就任美国总统安顿后，你是否期待他到中国来访问，同你和中国总理会晤？”
邓副主席：“当然欢迎。这取决于里根先生的考虑和他的时间。因为中美关系是和共和党执政时尼克松先生开始恢复接触的，又是共和党福特总统发展的，后来民主党卡特总统又发展了这些关系。多次听到，发展中美关系是美国两党的政策。希望里根执政后不要使这种关系停滞，更不要倒退，需要继续发展两国的关系，这是全球战略所要求的。这是一个最富和一个最穷的国家打交道。中国虽仍然是个穷国，但从战略上来讲，还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
邓副主席：“里根先生会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们对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真正造成中美关系危机的是对台湾关系法。一句话，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要发展，不要停滞，倒退。我相信美国人民的大多数会理解这一点。”
费尔：“预料里根将同苏联进行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的会谈，以便向美国人民证明他不是战争贩子，你对这种谈判有何看法？”
邓副主席：“我们历来不反对谈判，但也不相信这种谈判会缓和紧张局势。如果要真正缓和，就需要我们作扎扎实实的工作。这种会谈，我们不反对，但它靠不住。我在美国访问时曾说过这些话。”
费尔：“关于中美关系问题，我想是不是每隔三四年，两国领导人就进行互访一次，还是通过正常外交途径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
邓副主席：“双方领导人进行接触总是有益的。”
费尔：“你谈到关于建立新的体制，废除领导人终身制，这是否能防止个人迷信？”
邓副主席：“肯定一个领导人在一个岗位上不能太久。我们前不久就更换了总理。以后要形成制度，太长了不好。这一点人民是接受的。”
费尔：“再过十年、十五年，会不会有人改变这个制度？”
邓副主席：“我们要强调民主集中制。只要搞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正确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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