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主动，结束过去

——邓小平与尼克松

戴高乐贬低了显然会成为继承人的蓬皮杜，邱吉尔贬低了艾登，阿登纳贬低了艾哈德。邓小平在让位时留下了他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创造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奇迹，历史上很少有强有力的领袖能自己正视——而不是在他人逼迫下——生命总有尽头这一现实。

尼克松的名字是随着1972年中美关系的缓和而被中国大众所熟悉的。此后，他便一直被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曾与邓小平五次会面。

1979年1月，中美关系正常化，相互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2月，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应邀访问美国。在2月29日晚举行的国宴上，卡特应中国客人的要求，邀请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出席。卡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和尼克松初次相见时的情形：

尼克松在白宫的出现震撼了华盛顿的新闻界。尼克松总统虽然并不认识中国的现领导，但在短时间的招待会上，他却同他们津津乐道他前不久的中国之行。从他们的私下交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始终是中国人的一位受尊敬的朋友，他们并没有把对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指控看得很重。

这是尼克松自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去总统职务以来第一次回到白宫。他在满场的嘘声中走进了宴会大厅，表现得非常镇定。当乐队奏响《美丽的阿美利加》时，尼克松情不自禁地对邓小平说：“你知道吗？他们演奏的是同一支乐曲，就是我去中国时听到的那支。”

此后，尼克松又先后四次到北京，都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

一次是1979年9月18日，距他在白宫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整整半年。这次会见，邓小平作为东道主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形势，并同他交换了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说，1976年10月我们打倒了‘四人帮’以后，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空前的巨大改变。目前我们全国正处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向科学进军的高潮中。他指出，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了。我们应该从全球战略的眼光来看待和研究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中美建交不仅有利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反霸事业。

1982年9月8日，尼克松同邓小平又一次在北京会见。他们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1985年9月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再一次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尼克松。他们就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我们担心的是军备竞赛的质的升级，我们反对一切外空军备竞赛。无论谁搞外空武器，我们都不赞成。

1989年10月，在中国刚刚平息那场政治风波，中美关系异常严峻的时刻，尼克松再一次来到中国。10月3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这位为改善中美关系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邓小平对尼克松的这次来访给予高度的赞扬，并就中美关系问题坦率地向尼克松谈了他的看法。他说：

“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美国公众得到的情报来自‘美国之音’和美国报刊，什么‘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了多少万人，连具体数字都有。‘美国之音’太不像话，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

我们对参加游行示威和签名的学生，包括在海外的学生，都采取原谅的态度，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只对少数有野心和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进行必要的、程度不同的惩处。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这不会损害别人，不会损害任何国家，这是中国的内政。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

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

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外国的干涉在某个时候可以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造成动乱，但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www.xing528.com)

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尼克松1972年的中国之行和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所作的贡献。他说：

“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七二年，二十三年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你担任总统的时候，改变了这个状况。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一九七二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无疑，邓小平独特的个人魅力和风格也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谈到对邓小平的印象时说，

他那急切的决心和绝对的自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离开北京时印象都比上次更深刻。而每一次，他所领导的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又加强了我对这位领导人的印象。人民群众充满信心，对西方和美国的事物也充满了好奇心。1972年我会见毛、周时，我们年轻的女翻译身穿灰色而宽松的毛式服装、剪了一本正经的短发。亨利·希金斯说过：“为什么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太认真对待这句话了。1985年我访问广州时，中方女招待员穿的是高跟鞋和款式新颖、五颜六色的旗袍。我的东道主说：“你会注意到现在我们的衣着更多姿多彩了。我们的意识形态也是这样。”

尼克松尤其对邓小平为中国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所作的努力深表钦佩，他说：

“当邓把处理政府日常事物的权力让给他的下级时，西方许多观察家侃侃而谈，认为一位共产党领袖自愿地得体地下台让继承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是多么不寻常。观察家却没有看出这在任何形式的政府（包括民主政体）治理下都是不寻常的。戴高乐贬低了显然会成为继承人的蓬皮杜，邱吉尔贬低了艾登，阿登纳贬低了艾哈德。邓在让位时留下了他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创造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奇迹。历史上很少有强有力的领袖能自己正视——而不是在他人逼迫下——生命总有尽头。邓说过：“趁我脑子还没有糊涂时就退下来。”寥寥数语，却生动地反映了他人品的伟大。”

在谈到他最后一次会见邓小平的情景时，尼克松深有感触地说：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一些观察家要求美国惩罚中国领导人，断绝一切关系，实行广泛的制裁，并孤立中国人。然而，如果破坏美中关系，那将会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我在1989年对中国进行的第6次访问可能是在我17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布什总统曾经在1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团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这个代表团，我也会执行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在实现我们两国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为中国“老朋友”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中国领导人不想听的话，他们也会听。为了强调我的访问在他们的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使这次访问具有两党一致的性质，我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卡特政府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离开以前还同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磋商。

自从我离职以来，我在北京的4天是我在外国度过的最紧张的日子。我同包括邓小平、李鹏、江泽民总书记在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了20多小时的单独会晤，我还会见了几位给人印象深刻的较年轻的领导人以及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她凭自己的本事成了共产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在这些会晤中，我有3个目的：向中国领导人说明，连中国在美国的朋友也对6月2日至4日的事件感到愤慨，中国必须采取步骤来处理我们感到关切的事情；在这些领导人几个月以来一心在考虑国内问题以后使他们重新参加关于地缘政治的讨论；举行关于中美关系的前途的对话。

10月31日，我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以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17年。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对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尊敬遭受到的损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会见中，邓小平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显然是目前党的看法。他们引中国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说我们两国关系冷淡是美国的过错，因为一些学生闹事纯属内政事务。而美国对此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邓小平老练得多，他说：‘在结束前不久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方面，美国应当采取主动。中国弱小，美国强大。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当下台。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邓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呼吁，作为一个几代以来曾经深受外国统治和剥削之害的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给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3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我离开中国时，对未来抱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认识到，在采取一些必要的紧缩措施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将会继续下去，从而必然会重新出现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邓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较年轻的领导人，例如能干的教育部长李铁映、出色的宣传部长李瑞环（原文如此——译者注）和才华卓越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他们都知道走回头路再搞教条主义只会走进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