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贫苦,但立志“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靠自学而成才。他15岁便来到延安,18岁就当马列学院的教员。他通文史,善诗词,办事认真,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毛泽东对他期望甚高,用心栽培。他本可有更大作为,却被江青反革命集团逼上绝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时年不过44岁……
毛泽东评点原文 ◎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1] ◎开幕词是谁写的? 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2]田家英简介田家英(1922.1.4~1966.5.23),原名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曾国融,经营一家小中药店。母亲周氏在家操持家务。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排行最小。曾家原是小康之家,因连年军阀混战,曾家生意一直不景气。3岁时父亲去世,大哥继承家业,因不善经营,家境日艰。6岁起入私塾,念了两年半之后,进成都省立北城小学就读。12岁时考入中学,善作文,成绩优秀。
初中刚读完一年,母亲病故,大哥大嫂逼他中途辍学,入药铺为学徒。他不甘命运的摆布,立志自学,在自己的蚊帐上写下了“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对联,坚持自修。四处借书看,利用工余时间看了大量的书。并开始去报刊上发表文章,主要写散文,也写诗歌、小说和书评。他的笔名较多,常用的笔名是田家英。
这个名字逐渐引起成都文坛的注意,但人们想不到这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1936年秋,田家英决心重返学校读书,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都县立中学。家庭切断了对他的经济支援,迫使田家英走上了卖稿维持学习和生活的道路。艰苦的生活把田家英磨炼得更坚强。
1936年冬,田家英参加了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次年又加入了“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秋,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了,12月,他和另几个同志一道来到了延安。
来到延安后,先后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史。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教,时年十八九岁,是最年轻的教员,大家亲切地叫他“小教员”。后来转入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边研究,边写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奴才见解》、《从侯方域说起》、《沙漠化的愿望》等文章,鞭挞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曾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注意。1942年12月,他与同自己一起工作的董边,结成了终身伴侣。1943年,田家英调中央宣传部历史组工作。1947年,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到达晋西北搞土改。在延安的10年,他迅速地成长、成熟起来。
1948年8月,年仅26岁的田家英担任了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担任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他还以自己的学识和专业水平,担任了《红旗》杂志常务编辑、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史稿》编委等职。
田家英工作勤奋,成绩显著。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参加了毛选四卷编辑的具体工作。从文章的选定、整理和注释,到文字的校订和出版印刷,大量的工作都是由他承担。他还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主席诗词》(37首)的编辑者。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负责信访工作,沟通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推动了全国各级信访机构的建立。1956年,他参加了党的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他为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开幕词深得代表的好评,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同情彭德怀的遭遇,自己也受到错误的批评。1961年,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农村调查研究,后来参加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起草。
田家英党性强,富于正义感,敢于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因而引起了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的嫉恨。1966年5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22日下午3时,王力、戚本禹等人来到中南海田家英住地,声称宣布中央决定:田家英一贯“右倾”,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决定立即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当晚,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办公厅一个负责人又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23日上午,田家英怀着满腔悲愤离开了人世。临终留下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时年仅44岁。
1980年初,田家英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被推翻了,被开除的党籍恢复了。3月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大会。悼词中对田家英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对他的成绩和人品作了肯定和赞扬。
试 析
毛泽东一生中,先后任用过很多秘书,他们当中不乏才华出众的优秀人才,田家英就是其中的一位。田家英从1948年10月(时年26岁)到1966年5月(时年44岁)任毛泽东秘书,长达18年。毛泽东选田家英做秘书,是由胡乔木介绍的。1943年,田家英在延安曾由胡乔木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到中宣部工作。胡乔木很赏识田家英,便把他推荐给毛泽东。他正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候,党中央已经到了西柏坡。然而,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注意到了田家英这个名字,对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些论史的杂文颇为赞赏。有一次,田家英给机关干部讲古文,毛泽东正好散步走到教室附近,为田家英的讲课所吸引,就驻足在窗外听起来。(www.xing528.com)
毛泽东与田家英在长期的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田家英热爱毛泽东,毛泽东也很喜欢田家英。田家英以自己的学识、勤奋和忠诚,为毛泽东、为党中央做了许多有力的工作。田家英能够直接得到毛泽东的许多教诲和指导,他虚心学习,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同时,他也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重要参谋。毛泽东很赞赏田家英的工作,曾多次给予很好的评价。
众所周知,毛泽东作报告,作讲演,写文章,从来不让别人代笔。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如此。惟一的例外,恐怕就是党的八大开幕词了。八大开幕词,毛泽东曾起草过两个稿子,不知为什么都没有写完。后来让陈伯达起草。陈起草的稿子毛泽东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于是找到田家英。毛泽东告诉田家英:“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开会只有几天,时间非常紧迫,田家英花了一个通宵赶写出初稿。毛泽东比较满意,立即送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其他有关同志,经修改后定稿。
八大是在政协礼堂开的,据当时在场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致开幕词以后,来到休息室,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赞扬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以极赞赏的口气对这些同志说:“开幕词是谁写的? 是个年轻的秀才,此人是田家英。”开幕词里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田家英的得意之作,也是毛泽东很满意的一句话。这句话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
1958年党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几位省委书记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工作,这些要求都被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说:“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这句话,说明了毛泽东对田家英的喜爱,对他的工作的满意。
田家英不负毛泽东的厚望,继续努力工作。1961年初,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田家英负责浙江组的工作。经过调查,田家英掌握并向毛泽东汇报了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大队的情况。这个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过去是个产粮大队,由于“五风”的影响,1960年粮食单产每亩只有290斤。这使毛泽东对当时农村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了深刻印象。在一些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引用和合大队的例子说明农村的严重问题。田家英还反映了农民对公共食堂的强烈不满。这个情况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解散公共食堂起了积极作用。
这次在浙江农村调查,田家英发现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无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社员群众也缺少一个章程以监督干部,抵制他们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他向毛泽东建议,制定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十分赞成。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召集各调查组负责人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人一起,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田家英是起草人之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的制定,是继“十二条”(即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它是党中央重新纠正农村中“左”倾错误的开始,对重新制止“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之后,党中央解决农业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又一个重要文件。毛泽东赞赏田家英在制定“六十条”上起的作用。他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
田家英工作勤奋努力,不断追求,生活上却不讲究,随遇而安。解放后,田家英住在中南海静谷院内的一处3间西厢房,卧室就套在办公室里面,不到3平方米,刚够放下一张单人床。屋内很潮湿,有一股刺鼻的霉味,地板也烂了,而他在这里整整住了9年。
田家英自幼受苦,条件好了以后仍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时刻不忘人民的利益。他参加编辑毛泽东著作,对自己和他领导的同志要求极严,不允许出丝毫的差错。他经常引用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文苟下,重诬后世”,说明编辑出版工作中任何细微的疏忽,都可能损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实事求是地陈述了对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却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错误批判。7月23日听了毛泽东在大会上的批判发言后,田家英与李锐、吴冷西等4人心情沉重,来到山腰一个石亭,远眺长江天际流去,近听松涛阵阵,4人思绪万千,相对无语。亭中有一巨石,上刻古人七绝一首,亭柱却无联刻。有人提议写副对联,田家英感慨万端,抢先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会议期间,他还写了一首诗:“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抒发了他对人民的忠诚和当时心情的苦闷。
1965年,在京剧《海瑞罢官》的问题上,田家英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把此剧说成是为彭德怀翻案,不同意对作者吴晗进行批判。同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海瑞罢官》打成大毒草。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保护这场批判运动可能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此事后来被江青扣上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田家英意识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来临。他对日益升级的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忧心忡忡。1966年初,他对来京的侯方岳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真理我要坚持到最后,直到停止呼吸,绝不出卖灵魂,绝不向错误屈服。”(侯方岳:《回忆田家英同志》,未刊稿)表达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斗争到底的决心。
熟悉田家英的逄先知对他有个评价,逄先知说:“田家英当毛泽东的秘书,在这个重要岗位上,他从来不以此自恃,从来不乱吹,从来不摆架子。人们尊重他,主要是佩服他有才学,有见解,平易近人。田家英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处事十分谨慎,严格遵守纪律。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一丝不苟。他决不轻率地、不负责任地向毛泽东提建议。他特别注意维护党中央核心的团结。
作为毛泽东亲近的秘书,他从来不在毛泽东面前对任何一位中央领导人说三道四;相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地维护着这个团结。例如,1963年他为包产到户问题向毛泽东所写的检查报告中,没有涉及任何一位中央领导人,而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田家英以大局为重,维护党的团结,以及他的刚正不阿的品质,给我以及熟悉他的所有同志留下的印象,是永远不可磨灭的。”“田家英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弱点和缺点。在顺利的时候,容易骄傲;在逆境之中,又往往表现消沉、颓丧。性格比较脆弱,经不起挫折,缺乏应有的韧性。瑕不掩瑜,田家英尽管有这些弱点和缺点,他终究是一位难得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见董边、镡德山、曾自编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07—108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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