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真正的群众领袖

　毛泽东称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周恩来则赋诗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他宛如鲜艳的映山红，年年岁岁与人民生活在一起。

毛泽东评点原文

　◎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定论，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他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群众领袖是群众封的呢？ 还是我们自己封的呢？ 季米特洛夫说，是要群众封的，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确认的。［１］刘志丹简介刘志丹（１９０３～１９３６），名景桂，字志丹，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父亲刘培基是乡里的秀才，做过小学教员。刘志丹稍长时就读于永宁山本县县立高等小学堂。因自幼生活在下层群众之中，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状况，十分同情穷苦人民。对陕北一带流传甚广的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为民除害的故事特别感兴趣，从小就抱定了改造社会的宏大志向。１９２２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受共产党员教员魏野畴、李子洲等的影响，成为陕北地区著名的学生领袖。

１９２４年，当陕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的时候，他成了榆林中学第一批团员。１９２５年榆林地区建立党组织时，他随即转为共产党员。五卅运动爆发后，党号召青年学习军事，他毅然投笔从戎，抱定“走最艰难的路”的决心，进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１９２６年毕业后参加东路军北伐。同年冬被派往冯玉祥国民革命联军第四路军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他以新的思想训练军队，使所在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１９２７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被捕，后逃出，回到陕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省委交通。１９２８年被派到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工作，策划该部武装起义。４月与谢子长、唐澍军发动渭华暴动，举行武装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长。１９３２年２月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第三支队队长，不久任总指挥，率部在陕甘边界开展游击战争。１９３２年１２月，执行“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指责部队领导人犯了“游击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并撤换了原部队领导，刘志丹也一度被撤销了领导职务。１９３３年８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１９３４年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自１９３３年以来，他率领红军先后粉碎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和两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６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２０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３０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５０００人左右，游击队发展到１０００人，为全国红军北上抗日创造了重要条件。他是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１９３５年９月，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在陕北肃反中受到诬陷，被捕入狱。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攻击他“一贯右倾”，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获释。出狱后，他勉励一同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相信党中央，继续努力为党工作，热诚感人。为了统一管理西北的革命武装，中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并将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编成红二十八军。他先后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

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后，１２月８日与毛泽东、彭德怀联合署名发表《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劳苦群众争当红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１９３６年３月，与宋任穷一道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参加东征抗日。４月１４日，在攻占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３３岁。试　析１９４３年８月８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这篇讲话，是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和中国解放区得到恢复和壮大的背景下讲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战略方针，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和革命军队。(www.xing528.com)

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方针的变化相适应，国民党政府也改变了抗战初期比较积极抗日的态度，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先后于１９４０年春、１９４１年１月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给解放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进入１９４３年以后，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的希特勒德国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正节节败退，日寇在太平洋上也节节失利，准备作最后的挣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经粉碎了日寇的无数次猖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而得到恢复和壮大。

在这种局势下，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在抗战胜利之后仍能维持以至扩大其法西斯统治，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１９４３年３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歪曲中国近现代历史，从理论上为买办封建法西斯统治进行辩护，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该书出版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在政治上，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在军事上，胡宗南西调河防大军，准备闪击延安。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一方面在政治上向全国人民彻底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另一方面又在军事上动员解放区军民提高警惕，积极备战，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坚决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于７月中旬停止了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宣告破产。为了对付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大规模地培训党的领导干部，中央党校二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学的。毛泽东的讲话，从中国共产党人所要担负的两个革命的使命上作了学习总动员。

他评点刘志丹的意图，就是希望中央党校学员和党的全体干部都像刘志丹那样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群众从内心里佩服党和党员干部。刘志丹跟人民群众的关系在陕北早已有口皆碑，陕北曾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当刘志丹率领红军向黄河挺进的途中，人们听说他回来了，有的专程几十里跑来看望，他的宿营地经常挤满了亲切慰问的群众。一次在神木县境，一位７０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也拄着拐棍，颠颠簸簸地赶来探望，众人问她怎么看得见，她说：“看不见，我还摸不着吗？”硬是把刘志丹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摸了两遍，边摸边称赞他是老百姓的大好人。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广大群众都要求将他的出生地保安县改为志丹县，以便永远纪念他，中共中央满足了人民群众的这一要求。毛泽东也是由衷地佩服刘志丹和人民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的。１９４２年，在刘志丹牺牲六周年的时候，他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乎意料，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在第二年８月的那次讲话中，毛泽东又以“盖棺定论”的客观标准对刘志丹作出高度评价，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是群众封的领袖，而不是“自封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称赞刘志丹，既是对死者的褒扬，又是对“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的人的警示，更是对全体学员乃至全党干部的期望，其寓意是非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