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国际活动中的巧妙矛盾处理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重要领袖，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主要助手。他与毛泽东相互尊重，配合默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２０世纪的世纪伟人。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的接班人）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有个弱点……但他是个好人。［１］　◎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我）在陕北和恩来、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性的战争。［２］　◎总理还是总理。［３］周恩来简介周恩来（１８９８．３．５～１９７６．１．８），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１８９８年３月５日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

１９１０年秋于奉天府（今沈阳市）入小学。１９１３年８月进天津南开学校，１９１７年６月以优良的成绩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特别奖。９月赴日本求学，参加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１９１９年回国后即投身五四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参与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此时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１９２０年１月因领导爱国学生运动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７月出狱，在狱中增强了革命意识，从此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赴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２年６月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支部书记。１９２４年８月回国，１０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在三个月的任期内，曾征得孙中山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即叶挺独立团的前身。１１月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加强了军校的政治工作。１９２５年８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１９２６年１月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对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新的革命武装，以及推进北伐都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２６年３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１９２６年１２月调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任中央军委委员，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１９２７年５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后代理中央常委工作。国共两党全面分裂后，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一起于８月１日领导南昌起义，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紧急会议），周恩来增补为常务委员。１９２８年６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周恩来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基本正确的“六大”路线做了很多工作。六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又任中央军委书记。７月，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周恩来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在白区坚持工作三年，这段时期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位于赣南和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等职，对红军建设和作战方针都提出过重要意见。１９３３年春和朱德一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成功经验。此时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

１９３４年１月，六届五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７月，和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再次表示愿“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参与领导中央红军长征。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长征途中，周恩来在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否决了去湘西的错误主张，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使中央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１９３５年

１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冒险主义，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会后继续担任中央主要军事领导职务，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此，周恩来负责这方面工作，在贯彻执行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半年时间就在西北基本形成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大联合的局面。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并和秦邦宪、叶剑英等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成了团结抗日的局面。

１９３７年上半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蒋介石举行多次谈判，他正确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的复杂问题，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组成中共长江中央局，领导中国南方的共产党组织。中央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为了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需要在重庆设立中央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还是中共中央驻国统区的代表。他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起起反共事件，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斗争，坚持了国共合作，制止了反共逆流，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日投降的危险。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方针，继续和国民党谈判；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在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全国战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后为国务院总理，直至１９７６年逝世。这期间，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他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巨大的组织工作。１９５４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１９５５年在亚非二十九国于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推动历史性的万隆会议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万隆精神显示了伟大的生命力。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尽量减少各条战线的损失，保护了大批党内外干部和其他人士。１９７２年他患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１９７５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本世纪内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广泛的悼念，到４月上旬（清明节前后）发展成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试　析

周恩来是我党、我军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同毛泽东一样，是党和国家领袖群中，最受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爱戴与尊敬的一位领袖，被由衷地誉为“人民的好总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毛泽东和周恩来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结下了最亲密的战斗友谊，为人景仰和传颂。

早在１９２６年，他们在广州第一次共事，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俩一致主张反击蒋介石的挑衅；在中央苏区，他根据毛泽东离开部队前共同拟定的战略方针，和朱德一起指挥中央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严肃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支持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军、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被推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代表中共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在抗战胜利后，他陪同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暂时撤出延安后，他同毛泽东转战陕北，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继续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推举他为国家总理，历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职务；在“文革”中，他苦撑危局，并协助毛泽东机智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武装政变；１９７４年筹备四届全国人大期间，毛泽东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捣乱，果断地做出“总理还是总理”的决策，从而打破了江青一伙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迷梦。历史表明，如果说，毛泽东和党的领袖群，曾影响了中国的进程和世界的格局，那么，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的合作与友谊，则是这种影响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周恩来真正称得上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www.xing528.com)

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分尊敬和关心。毛泽东参加什么活动，身边总是有周恩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最多。周恩来熟悉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在陕北，毛泽东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趟；毛泽东要住的地方，周恩来也要亲自检查一遍，连床下是否藏有不安全因素也要检查，很细致。解放后仍然这样细心。一天傍晚，周总理出外开会。司机为了节省时间，在前面没有车辆行驶的情况下，加快行车速度，将总理很快送到会场门口。周总理下车后，发现毛主席的车子也随后赶到了，周总理迎候毛主席进场后，才进入会场。散会以后，周总理在行车途中，严肃地对司机说：“以后我们行车，特别在夜间，要注意一下前后。如果发现主席的车子来了，一定要主动让车。”毛泽东对周恩来历来是尊重和关心的。１９６１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了纪念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南昌起义３４周年，毛泽东特地参加了在庐山人民剧院举办的建军节晚会。华灯初上时分，毛泽东驱车来到了剧院门口，一下车就问门卫同志：“总理来了没有？”当有人回答说总理正在路上散步，等一会就到时，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随手端过一只板凳，坐在剧院门口，并对身边的警卫同志说：“等一等总理，我们一起进去。”毛泽东的院子里种了一点草莓，毛泽东很喜欢吃。当草莓成熟时，他总是让工作人员给总理送点儿。晚年周总理病重住院，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给总理送去一张较好的沙发。

毛泽东同邓颖超之间也有着深厚的友谊。１９６５年夏天，毛泽东接见外宾，邓颖超作为陪同人员参加了会见。谈话间，邓颖超问毛泽东近来是否写有新的诗词，并对毛泽东说：“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品了，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毛泽东很理解她的心情，事隔不久，他果然给邓颖超送来两首词，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首是《念奴娇·鸟儿问答》。毛泽东在两首词的上方诙谐地写道：“邓大姐：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邓颖超收到毛泽东批送的两首词，十分珍视，一直作为珍贵的纪念品收藏着。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是在共同的革命斗争历史中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常在一起回忆那逝去的峥嵘岁月。有一次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靠军队打出来的。我们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取得今天的胜利，这一切都是在山区和边沿地区敌人不注意的地方、敌人不愿意去的和去不了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军队能吃苦，能克服一切困难，才会有今天的胜利。”１９５０年２月，毛泽东在哈尔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他非常自豪地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在陕北和恩来、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性的战争。”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人们说，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为什么能够发生呢？ 因为有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而领导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毛泽东对周恩来杰出的外交才能和组织能力是由衷赞赏的。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时，当赫鲁晓夫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了三个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第三个是周恩来。毛泽东夸奖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周恩来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外事工作。建国以后，他以总理的身份兼任外长近９年之久，为开创和建立新中国的新型外交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周恩来同志在长达２６年中，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全面、杰出的贡献。

建国前夕和初期，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致力于新中国外交基本政策和方针的制定。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重大政策。１９５２年第一次使节会议上，他遵循毛主席的某些决策和初步的实践经验，概括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六条方针，对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极为精辟深刻的论述。

建国以来的所有重大的对外活动，都是周恩来亲自实践或直接指挥的。１９５０年２月，他协助毛泽东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在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和与此有关的外交斗争及其后的停战谈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他一再据理力争，联合国不得不允许我国特别代表走上国际讲台有力地控诉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在他领导下，新中国迅速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同一批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所有这一切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主权和尊严，把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一扫而光，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而不畏强暴的崭新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朝鲜停战后，周恩来敏锐地抓住国际局势相对缓和的时机，经中央决策，大力推行并发展和平外交政策，展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提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同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共同倡议把它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他运用这些原则，为和平解决印度问题和促进亚洲团结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中国也从此开始登上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他亲自“解剖麻雀”，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为示范，使我国同大部分邻国的边界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先后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安定了周边环境。

从１９５６年底到１９６４年初，他三度出访亚洲２８国，支持它们争取与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戴高乐特使富尔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会谈，于１９６４年初实现了中法建交，打开了我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对美国，周恩来也没有把它排除在我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范围之外。在同美国的侵略、干涉政策坚决斗争的同时，周恩来一再表示中国愿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解决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他直接领导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既是我国对美进行外交斗争的场所，又是保持双方联系的一种渠道，对以后打开中美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周恩来为维护中美关系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一方面耐心地做工作，力求维护团结的大局，另一方面同苏联干涉、控制我国的图谋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是顶住了毁合同、撤专家的高压政策，显示了彻底的独立自主立场。

从朝鲜停战到１９６５年，与我建交的国家由建国初期的１８个逐步增加到４９个，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尤其是广大亚非拉国家把新中国视为他们真正的朋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同我们并肩战斗，这一切是同周恩来的努力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交工作一度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和平外交政策被诬蔑为“三降一灭”，出现了一些违反外交政策的破坏行动。周恩来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以补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外交工作从１９６８年起就逐渐恢复正常。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尼克松总统调整对华政策的信息，党中央、毛泽东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是这一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和直接实行者。从美国驻波兰大使追逐我翻译到“乒乓外交”，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克松伸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都是他亲自指挥、安排的。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后来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以此为契机，世界上掀起了同我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高潮。到周恩来逝世前，与我建交的国家由４９个猛增到１０７个。与此同时，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到了恢复。

１９７４年底，中央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１２月２３日，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一起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四次谈话。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江青一伙，告诫他们不要搞宗派，否则是要摔跤的。

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并提议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还特别关照四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要短一点，使周恩来能坚持着读完……毛泽东的决断打破了江青一伙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再次表明了他对周恩来的信赖和倚重。

１９７５年２月，四届全国人大开过后，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天便血。毛泽东得知后，很是伤感。他躺在床上，忍受着失明的痛苦，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样了。”３月２０日，周恩来亲笔致信毛泽东：“我因主席对我的病状关怀备至，今天又突然以新的病变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原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病情也十分关心。１９７４年春，毛泽东患老年白内障，视力下降。周恩来非常着急。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他在写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里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１９７５年８月，医生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这种手术属一般性的小手术。但周恩来仍不放心，尽管他自己病情也十分严重，仍坚持要到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的手术，他和其他几位领导人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几个人坐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一直等到毛泽东手术成功之后才离去。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下旬，医生给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１２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离开了人世。毛泽东闻知噩耗后，无限悲伤。只因自己病重，未能参加追悼会。８个月后，他也辞世而去。

这两位世纪伟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建立起的伟大友谊以及他们的亲密合作，永载史册，昭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