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先生是毛泽东毕生学习、研究、推崇的伟人。

对鲁迅的评价之高、论述之多，在毛泽东所评点的人物中是极为罕见的。毛泽东说，他的心与鲁迅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他俩是怎样“息息相通”的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１］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２］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３］　◎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１］鲁迅简介鲁迅（１８８１．９．２５～１９３６．１０．１９），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１８８１年９月２５日）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地主家庭。父亲周伯宜是秀才。鲁迅从小受封建文化教育，喜杂览。１８９８年到南京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转入矿务铁路学堂。此间读了《天演论》，开始接触和信奉进化论。１９０２年赴日留学，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１９０６年弃医学文，返东京从事文化活动，并加入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１９０９年回国，在杭州、绍兴任教，并宣传革命。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教育部部员，后随政府迁往北京，任教育部科长、佥事等职，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

１９１８年初，鲁迅任《新青年》编辑。５月首次用鲁迅笔名在该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礼教，揭露了旧社会吃人的历史。以后写的《孔乙己》、《阿Ｑ 正传》等名篇编成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同时写了许多杂文收入《热风》、《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走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列。１９２１年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化后，在彷徨探索中创作与编成了第二本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野草》、杂文集《华盖集》等，并组织了莽原社等文学团体，出版了《莽原》等刊物。在这个时期，鲁迅开始接触了马列主义。

１９２６年８月，鲁迅南下厦门大学任教。次年１月赴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文科主任，开始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密切联络。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公开反共后，愤而辞职，转赴上海编辑《语丝》、《奔流》等刊物，开始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１９２７年１０月起定居上海。１９２８年参加由创造社、太阳社发动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联系中国革命及文艺运动的实际，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

１９２９年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翻译出版了苏联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名著。１９３０年起主编《萌芽月刊》（后为左联机关刊物），并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进行论战。

１９３１年日本占领东北后，鲁迅写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８个杂文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和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文学家，鲁迅敢于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他写的小说多取材于病态的现实社会，旨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一篇有一篇的形式，喜用白描的艺术手法，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杂文笔锋锐利、冷峻、精警而幽默，是艺术性、思想性和战斗性高度统一的典范。

１９３３年，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与宋庆龄等积极开展营救被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等活动。这时，他和共产党人瞿秋白在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后，他抱病为瞿整理出版译著《海上述林》。１９３５年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鲁迅辗转致电中共中央，表示由衷的祝贺。当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运动时，鲁迅热情赞扬人民群众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支持。鲁迅还保存了共产党人方志敏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以及一些文稿，并完善地转送党中央。

鲁迅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在上海逝世。广大群众争相前往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送葬群众达数万人。中共中央也致电吊唁。１０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合发布《为追悼鲁迅先生致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高度评价道：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

他那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

这篇文告是中国共产党对鲁迅一生的第一次正式而崇高的评价，鲁迅是当之无愧的。鲁迅一生著述十分丰富，除了创作的以外，还有许多翻译作品。现有１９３８、１９５８、１９８１年等版《鲁迅全集》行世。试　析毛泽东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读得相对少些，也极少论及中国现代作家。对鲁迅却是一个例外。他对鲁迅及其著作谈论的次数之多，评价之高，在古今中国文化人当中也是无与伦比的。

毛泽东知道并阅读鲁迅的作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重要的白话小说和一些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１９３２年底，冯雪峰从上海来到瑞金，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对这个不伦不类的评说，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沉思一阵后，有所肯定地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鲁迅生前，并未见过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发去一封电报，祝贺红军的胜利，说是“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在逝世前夕，还托人从上海给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带去两束火腿肉，并附有信。(www.xing528.com)

毛泽东首次公开而全面评价鲁迅，是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９日，这是鲁迅逝世周年祭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了《论鲁迅》的演讲。演讲被学员汪大漠记录下来，于次年３月在第１０期的《七月》杂志上正式发表。毛泽东说：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接着，毛泽东又具体阐述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他的政治远见。

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１９３６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纪念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第二，“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２］。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 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叫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第三，“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 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决心。他在一篇文章［３］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他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从这篇讲演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鲁迅是很敬重钦佩的。在大敌当前，他强调学习鲁迅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旨在鼓励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以及全国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要学习鲁迅先生的政治远见，要看到革命胜利的光辉前途，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吓倒，要树立信心。关于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观点，他到晚年也坚持此说。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０日在武汉的谈话中，他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十分爱读鲁迅的书，他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从１９３８年起到他逝世，鲁迅的书是他案头的常读书，而且看得认真，批画很多，一阅再阅。１９７５年７月，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动了手术，手术之后视力不济，还请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鲁迅的作品。鲁迅在《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这篇文章中批评了文艺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一下把整个苹果都抛掉的做法，认为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错误的。鲁迅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文艺作品。毛泽东赞同鲁迅的见解。当工作人员读到精彩处，他连声称赞说：写得好！ 写得好！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桌子上、书架上，还摆着一套新印的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折上了角，有的地方夹上了纸条，有的卷翻开尚未合上。

关于鲁迅的作品，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他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杂文，富有战斗精神，充满辩证法。毛泽东认为鲁迅正是在以杂文为武器的战斗当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虽然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布尔什维克，但却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１９５７年３月８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的代表谈话时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不死还会写杂文……他一讲或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过了两天，３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又讲到鲁迅的杂文。他说：

“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 ［１］又过了两天，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一次提出鲁迅的杂文。在他看来，鲁迅的杂文虽然篇幅不长，但会分析，“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说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 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１］以上毛泽东对鲁迅写杂文的评价，目的在于引导和鼓舞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敢于拿起杂文这个武器同社会上的阴暗面作斗争，同时要学习鲁迅写杂文的方法，即分析的方法，善于运用辩证法。关于鲁迅的精神和方法，毛泽东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０年２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发表的谈话中继续有所论述。他说：“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

《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落文。

他临死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２］毛泽东不仅号召别人学鲁迅写杂文，他在５０年代后期也曾表示，如果允许他将来退下来后，他是愿意写杂文的。实际上，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一生中写过大量时事政论，大多是出色的杂文，颇有鲁迅的风格。

毛泽东还很喜欢鲁迅的小说，常用《阿Ｑ正传》作例子说明问题。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阿Ｑ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其实，阿Ｑ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

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３］１９５９年夏季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讲到鲁迅，讲到《阿Ｑ 正传》。他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话合乎辩证法；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Ｑ 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不许别人革命；要给人出路。毛泽东之所以反复讲这个例子，目的在于教育全党同志要懂得“革命总是多一些人好”的道理。

毛泽东是极为欣赏、推崇、宣传鲁迅的。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７日他在会见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外宾时，将鲁迅的《无题》诗书赠给日本朋友，他说：“你们到中国来，我们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感谢。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把我书写的一首鲁迅的诗送给你们。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诗，有四句，原诗为：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 ［１］他怕日本朋友看不懂鲁迅的这首诗，还特意让郭沫若帮助翻译一下。郭沫若在《翻译鲁迅的诗》中说道：“鲁迅的这首诗，是在去世前不久，写赠给一位日本的社会评论家新居格的。新居格访问中国在上海拜访了鲁迅，鲁迅写了这首诗赠他。其用意是：当时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难中正在酝酿着解放运动； 希望来访的客人不要以为‘无声的中国’ 真正没有声音。” ［２］毛泽东那奔放流畅、刚劲潇洒的书作，既充分表达了对日本朋友的笃厚情谊，也真挚地表达了对待诗作者鲁迅的敬仰和思念。

毛泽东十分推崇鲁迅的自我批评精神，学习鲁迅严格要求自己。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他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毛泽东完全赞同鲁迅《未有天才之前》一文的观点，他在文中“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这段话下，画着红笔粗线，便是证明。毛泽东历来不赞成神化天才，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天才来自勤奋，实践出真知。毛泽东主张人贵有自知之明，要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改进，从而少犯错误，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