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

陈独秀是前后反差很大的人物，既有重大功劳，又犯有严重错误；既帮助过毛泽东，更打击、压制过毛泽东。对这样有复杂关系的复杂人物如何评价呢？ 毛泽东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毛泽东评点原文

　◎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

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１］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２］　◎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３］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陈独秀虽然出生于“习儒业十二世”的书香门第，但自幼就不爱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学圣典。他６岁时，严厉的祖父“白胡爹爹”就亲自执教，恨不得在一年之内要他把《四书》、《五经》全部读完。

陈独秀因背不出书而常常遭到祖父的毒打。他１０岁时，祖父去世，家里为他请来塾师，教他八股文，以备应试。他非常讨厌八股文，不听塾师的话，学业无进。家里为他换了好几位塾师，仍不奏效，最后决定由大哥孟吉教他读书。孟吉是个老好人，忠厚老实，拗不过弟弟，便放弃八股文，改教他读《昭明文选》。

１８９６年，陈独秀遵母命参考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第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由于认识到科举制度腐败，决定放弃科举仕途，继而拥护戊戌变法。１９０１年以后，三次留学日本，与张继、苏曼殊等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１９０３年参加拒俄运动，旋又襄助章士钊主编报纸，宣传反清革命思想。１９０４年创办《安徽俗话报》，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１９０５年在安徽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联络大批革命志士，为同盟会在安徽的发展打下基础。武昌起义前后，在杭州活动，曾起草革命檄文多篇；旋回安徽，先后任孙毓筠、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大力改革官僚政治。失败后，又追随柏文蔚讨伐袁世凯，遭挫折，逃亡上海，继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１９１５年创办《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旧文学和旧教育，掀起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他批判了封建迷信和儒家崇拜，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积极、进取、战斗的人生观。１９１７年１月，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推行课程改革，以白话文教学。１９１８年１２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评点时事，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宣传和教育，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５月，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开始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１９２１年７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长，在四大、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

１９２２年８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由反对国共合作转为拥护国共合作，旋即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１９２５年领导五卅运动。１０月，鉴于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在中共中央四届二次会议上，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以后又多次提出这个主张，均被共产国际否决，遂在主持中央工作中，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在“中山舰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上，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向蒋介石退让。１９２７年３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并取得胜利。４月５日，就所传蒋介石要袭击工人武装事，与汪精卫交涉，并与汪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翌日赴汉，反对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过火”行为。７月辞总书记职。９月秘密返回上海。１１月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遭到中央驳斥。

从１９２９年５月开始，陈独秀与彭述之等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文件，转向托派，激烈抨击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推行的路线。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小组织。同年１１月被开除出党。１２月，与彭述之等８１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与此同时，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马玉夫等在上海成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１９３１年５月初，托陈取消派与莫斯科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举行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中央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并发行刊物《火花》。１９３２年，在上海淞沪抗战中，以托派中央名义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并向中共中央提议联合领导反日运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与坚持打倒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中央决裂，并一度在武汉独立进行政治活动，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１９３８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断绝关系。７月入川，晚年贫病交加，仍不断撰文谴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赞扬英美议会民主制度，表示要彻底推翻“我辈以前的见解”，认为列宁、托洛茨基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俄国和西欧。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病逝于四川江津，终年６３岁。著作编为《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试　析(www.xing528.com)

陈独秀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方面，他起过重要作用，有突出功劳。但他后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托派错误，给我党造成了很大损失。毛泽东对他的错误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对这个复杂人物，毛泽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分为二，功处说功，过处说过，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人物提供了范例。

陈独秀是以创办《新青年》杂志走上政治舞台，闻名于世的。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最爱读的杂志就是《新青年》。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满怀感激地回忆当年《新青年》对他的影响，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毛泽东以自己的切身感受说出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杰出地位和贡献。

陈独秀、吴虞等人打倒孔家店的文章，李大钊的《青春》、《今》等启蒙作品，都是毛泽东和他的学友们醉心阅读的。他们经常把这些文章中的精彩段落摘抄下来，然后加上自己的意见，进行热烈的讨论。

《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陈独秀撰文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毛泽东完全赞同这些主张，后来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中也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

《新青年》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上说，要“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反对在宪法中列入尊孔条文，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则说：“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湘江评论》与《新青年》遥相呼应，宛如《新青年》在湘江之畔的回声。

１９１８年８月，毛泽东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担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因而有机会与他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接触和交谈，陈给了他莫大的启发和影响。陈当时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说：“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１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北洋政府逮捕。毛泽东即在自己刚刚创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２０００多字的长文，历述陈被捕经过及各方营救情况，并记入章士钊致北洋政府毋兴文字狱的长电。

然后说：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以如此崇高的赞颂献给一位在世的人，是很难得的。可见当年陈独秀对毛泽东影响之大之深，他赢得了青年毛泽东的由衷敬佩。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下旬，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此时，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马克思主义。这无疑会给毛泽东以影响。毛泽东也回忆道，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１９２０年５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了上海。他再次见到了陈独秀，并且商讨“改造湖南”的问题，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问题。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对青年毛泽东也是颇为赏识的。１９２０年，他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时值毛泽东领导的驱张代表团正在北京活动。陈独秀文中提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举了艰苦奋斗的学者王船山，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曾国藩、罗泽南，坚忍不拔的军人黄克强和蔡锷为例。接着说，他们的奋斗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这“可爱可敬的青年”中，显然就有为驱张来京的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同陈独秀的分歧，最初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对待农民问题上，随后，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国民党的估计、武装斗争等问题上，分歧扩大。直到党的五次大会，陈独秀压制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毛对陈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１９３９年５月４日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 他后来干了什么呢？ 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再次批评陈独秀：“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尽管如此，毛泽东于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０日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还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改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１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讲了一大段。他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的确，现在的党史著作没有忘记陈独秀，写了他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