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中国代表人物，求真理、变法图强，毛泽东评点

严复因翻译八大名著而奠定了他翻译家的地位，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地位。特别是严译《天演论》，名传天下，影响巨大。然而他晚年却落伍了。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评点原文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１］严复简介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初名传初，后易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老人，别号尊疑、尺?等。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父亲是医生。严复童年曾从师当地宿儒黄宗彝读四书五经，１４岁时，父卒，家计困难，乃投考沈葆桢所办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以首名被录取，次年入学。这是严复接受西方科学知识的开始，为他以后钻研西学奠定了基础。

同治十年（１８７１），以最优成绩毕业，派至军舰实习五年，先后随舰巡历新加坡、槟榔屿、黄海及日本各地。１８７４年，又曾随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测量海口，筹备海防。光绪三年（１８７７），严复被选送英国学习海军驾驶，先肄业于朴次茅斯，后又入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考课屡列优等”。他留心英国社会政治状况，潜心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术文化，曾到英国法庭实际观察，作中西异同比较。

当时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他极为赏识，引为忘年交。

１８７９年，严复卒业归国，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次年，李鸿章新建北洋水师学堂成立，又奉调北上，任该学堂总教司，后升任会办、总办。在此任事达二十年，直到１９００年才离职他去。在此期间，严复感于仕宦不达，言不见重，曾先后四次应科举考试，欲博一第，但都未能如愿。

１８９５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举国震动，严复深受刺激，开始致力译著，主张变法图强以挽救民族危亡。同年，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著名政论，以“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精神，公开申斥历代帝王是窃国于民的“大盗窃国者”，尖锐揭露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主张废除八股，取消科举制。他还指出欲求中国富强，必须变法，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革主张。１８９７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以“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为宗旨，著文立说，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积极倡导变法维新，使《国闻报》成为与上海《时务报》南北齐名的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

严复最重要的活动，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贡献，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的翻译介绍。其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译作，是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该书始译于１８９５年，正式出版于１８９８年。西方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可以说是从严复开始的。《天演论》出版后，给当时中国思想界以巨大震动，它使进化论的新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给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先进分子以爱国救亡、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启迪人们奋发图强寻求振兴国家的出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继续奋力于译事，到１９０９年又译出七部名著。

１９０２年，严复受聘为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１９０５年，参与创办复旦公学，并在次年一度任校长。１９１２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科学长。同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复被荐为首任校长。

辛亥革命后，严复趋于保守。１９１３年，他参与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１９１５年，又列名于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此后，他还支持宣扬迷信的灵学会。在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中，还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加以诋毁，保守思想日趋严重。晚年衰病，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７日卒于故里。终年６７岁。

试　析

毛泽东把严复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严复也是当之无愧的。(www.xing528.com)

毛泽东说，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中国的大门被洋枪洋炮打开后，“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１］在这学外国、学西方的新潮中，严复扮演了重要角色。

严复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他在军舰上实习了５年，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等地，开阔了眼界。１８７７年严复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治海军大学，亲身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的异同。１８７９年学成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执教达２０年。甲午海战后，严复以“中国西学第一者”的优势，更深刻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弊病的痼疾所在，所以他没有积极参加康、梁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而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事业。

自１８９６年至１９０８年，严复先后译出了西方８部重要著作，即：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穆勒名学》、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耶劳斯的《名学浅说》。后人称为严译八大名著。这严译的八大名著，风靡一时，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国思想界。

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落后、挨打，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

而欧美两洲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当时的西方人已经普遍树立了生物进化的观点；物种是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形成的。这一观点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则强调社会历史发展也要遵循进化的规律。

正是这种承认进化、发展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观点，使西方人树立了厚今薄古、积极进取、不泥守旧法陈规的观点，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西方人民富庶，国家强大。以这种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反观中国，严复指出，中国历史跳不出一治一乱、一兴一衰的历史循环发展。与这两种社会历史观相表里，中西方对古今的价值判别也就不同，从而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态度：“中之人好古而忽今”，沉溺于祖先的业绩，不重当下的努力；“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不为前贤所拘，只是执著地向前追求。从这两种态度出发看新社会治理与发展，中国人常常以为“今不如古”，世道日退，而西方人则强调古不及今，世事日进；前者处事安于循规蹈矩，后者注重革新鼎故。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别导致了中西方在物质技术等其他方面的差异。因此中国人学西方，首先应该用西方人的观念来改造中国人的落后观念。欧洲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对于顺利使用机器，是和蒸汽、煤炭技术同样必需的。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与大工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的人才能顺利地使用机器。所以严复不惜大力鼓吹欧洲的思想和观念———进化的观念。

严译八大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天演论》是严复译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部分内容的书名。原书１８８３年才出版，严复翻译西方学术名著就是从这一部书开始的。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最热烈的宣传家，持续不懈地撰文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说，他的活动和著作影响了一个时代，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赫胥黎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生物界的发展规律，生物是不断进化，决非自古不变。“物竞”即“生存竞争”、“物争自存”；“天择”即“自然选择”、“自然淘汰”。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他认为这种生物的发展规律，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些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天演论》论述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同中国传统的“厚古薄今”、“今不如古”的观点完全相反。对于已经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不足和许多缺陷，而希望变法维新的中国知识界，这不仅是一种自然科学学说，更是一种社会学说，因而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加上严复那种典雅直逼先秦诸子的文笔，这本６万字的“西书”，风靡一时，反响强烈。几年之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已成为社会上流行的口头禅。由此胡适改名“适”，陈炯明取号为“竞存”，可见对士人的影响之大。另外，严复在翻译此书时，首倡“信、达、雅”三条标准，多是意译，不是直译，常常就原著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插入自己的见解，有的注明“复按”，有的夹译夹议未作注明，使这部书同中国的现实密切地结合起来。因此鲁迅说严复，“做了天演论”。在晚清面对列强“瓜分豆剖”的威胁之下，此书向全国敲起救亡图存的警钟，在当时维新运动中起到了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的作用。尽管我们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科学的，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并不是互不接界，自然观与世界观、历史观是相互有影响的。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人文主义思想，是同步发展，相互影响的。毛泽东当年很受《天演论》的影响，在研读《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注中，他常常运用进化论的观点。

进化论的思想，可说是导致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先河。

毛泽东１９３６年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回忆说：“（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穆勒的一部关于伦（论）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毛泽东举的这些书，大多是当年严复的译本。青年毛泽东受这些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了《天演论》中阐述的运动、变化、斗争、发展的自然观，即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变化中求发展。二是强调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改造，以适应世界发展的竞争潮流。譬如，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并提出了“三育并重”、“文武兼备”的主张，力求“变化民质”，造就“身心并完”的一代新民，来挽救国家危亡。

此外，进化论还为毛泽东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鲁迅以及中共最早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几乎都是先受到了进化论的熏陶，然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严复的晚年落后于时代潮流，变成保守派了，这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却是无可改变的事实。但毛泽东时至１９４９年６月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时，并不因严复晚年的落伍而否定他早年的革命与先进，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对严复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