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毅力和决心-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精华本)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极为喜爱的史学名著，竟然读了１７遍！ 毛泽东同史学家夸奖了这部书的学术成就，也与身边工作人员长谈了司马光写作此书的条件、背景及司马光给人的启示。

毛泽东评点原文　◎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４８岁到６０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１］。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２］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３］司马光简介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

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宋仁宗赵祯宝元元年（１０３８）举进士甲科，屡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遇事敢言，多所建白。英宗治平二年（１０６５）进龙图阁直学士。三年，撰《通志》八卷奏呈，颇为英宗重视，命设局续修。宋神宗赵顼即位，擢翰林学士，名其书曰《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俾日进读。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司马光极力反对，其意见不被采纳，乃求外任。熙宁三年（１０７０），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东）御史台。从此居洛阳十五年，六任闲职，皆以书局自随，专意编纂《资治通鉴》。元丰七年（１０８４），书成。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召司马光为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成为反对变法的领袖人物。他任相不到一年，尽罢新法。元元年（１０８６）病死，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学识渊博，史学之外，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所不通。但不喜释、老之学，他说：“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试　析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主要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司马光因此书而名垂史册。全书２９４卷，另有《目录》３０卷，《考异》３０卷。《通鉴》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４０３）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９５９）共１３６２年的历史。自宋英宗治平三年（１０６６）开始，到元丰七年（１０８４）书成，历时１９年。

《通鉴》虽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实际上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助者有刘恕、刘窸、范祖禹三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诗史，旁及私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窸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诗书达数百种。于唐五代史事，甄采书籍最多，史传文集之外，还有实录、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各种史料。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义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的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９７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１１８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通鉴》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全书共３００余万字，除宗于正史以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议、笔记、文集、墓志、谱录诸种书籍３００余种。是现存的最大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在该书的《进表》中说，其宗旨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所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总之，《通鉴》是一部皇皇巨著，可与《史记》相提并论。

１９５４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毛泽东很爱读这部史料丰富的历史名著。１９６０年１２月他在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他自己就是用这种指导思想读《资治通鉴》和其他历史典籍的。

据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晚年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

有一段时期，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给孟锦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www.xing528.com)

有一天，毛泽东吃过午饭，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神态很悠闲。看来，他不准备读书了。他微笑地看着小孟，然后指着桌子上的《资治通鉴》问道：“孟夫子，你知道这部书我读了多少遍？”不等小孟回答，毛泽东便又接着说：“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唉。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毛泽东这最后一句话的语调是充满了惋惜和遗憾，但却没有丝毫的消沉与感伤。他接着问小孟：“孟夫子，关于这部书你知道多少啊？”小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只知道这是写历史的书，听老师说是司马光写的。”毛泽东追问书的内容，小孟只是摇摇头。毛泽东看出小孟不好意思，又接着说：“当然，这不能怪你，这部书要是读上一遍，得好几年的时间呐。不过，我还是劝你读一读，不能全读，读读某些部分也好。读与不读可大不一样噢。你还年轻，有没有这个决心啊？”小孟回答：“试试看吧，我怕没那个毅力。”毛泽东听后却说：“孟夫子，你有个词可用错了。不是毅力，而是兴趣，因为有了兴趣，读书就不会感到累了。就会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小孟说：“我看你就是对看书有兴趣，一天老看书也不嫌腻，还老看历史书，对历史书我就是读不进去。”毛泽东听了小孟的话，并未责怪，接着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

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对不对呀？”小孟连连点头称是。毛泽东又问了一句：“为什么对呀？”小孟不假思索地答道：“主席说的还能不对呀？”毛泽东笑了笑说：“我说的就都对呀？ 那我不成了圣人啦。历史上没有什么圣人，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都对的圣人永远也不会有。我说的有一半对，我就心满意足。就是书上说的，也有不少屁话，不能都信。”毛泽东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很薄的书递给小孟说：“这是一本写《资治通鉴》的书，写得不错，也很好读，有时间可以看看，我还想同你探讨一番呢。”十几天之后，小孟把那小册子送还毛泽东。通过读这本书，小孟觉得对《资治通鉴》多少有些了解。毛泽东接过小孟还的书，微笑着对她说：“书看完了，可不能白看，要发表点见解，不吝赐教才对啊！”毛泽东的玩笑话中透出一股认真劲儿。

小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对《资治通鉴》，只能说有了一点点了解，我还有许多不明白呢。让我说，只能是提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了解一点点了好么。看来是略知一二了。光提问题也可以，能提问题就是一种提高。”于是，在毛泽东那宽敞的大厅里，一次既像是朋友间的交谈，更像是师生间的讨论开始了。

作为学生的小孟首先发问：“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差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是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小孟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了，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 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毛泽东说：“司马光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小孟问：“这一年有什么大事？ 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讲到？”毛泽东说：“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下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小孟说：“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

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小孟记得此前毛泽东曾对她说过，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威，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谎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它个折扣。

毛泽东接着说：“孟夫子，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起，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小孟说：“当然不行，看来，历史书里也有不少不可信的东西。《资治通鉴》是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还当皇帝，真让人不可思议。”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的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帮他办噢。”小孟说：“这种皇帝当然好当，谁都能当。三岁就当皇帝，真是荒唐。”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 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拉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过了几天，毛泽东与小孟接着谈历史，谈《资治通鉴》。小孟又提出一个问题：

“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小孟说：“您也有对手？ 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毛泽东说：“怎么会没有对手？ 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让我吃药，我不要吃，这不就是对手？

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噢。”小孟说：“我可不敢和您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毛泽东接着说：“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是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有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 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小孟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个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写的。”毛泽东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有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１９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听了毛泽东的介绍，小孟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４２岁到６０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小孟说：“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

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小孟说：“人一辈子谁知会碰上什么事，很难预料。我看书里面还讲到，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说：“自宋朝才有了刻版印刷，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的问题。看来，成就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然后，毛泽东又同孟锦云谈了他对武则天的看法。接着，小孟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写了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 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毛泽东接着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 能靠文化？ 靠作诗写文章吗？ 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小孟说：“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毛泽东说：“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 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

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笑了起来，喝了口水接着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离不开秀才啊！”最后，毛泽东又回到了《资治通鉴》这部书的话题上来。毛泽东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资治通鉴》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流芳百世，万口赞誉，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却负有恶名，即元更化。元丰八年（１０８５）春，宋神宗赵顼病死，其子赵煦（宋哲宗）即位，年仅十岁，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执政。宣仁太后是前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祸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

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惟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褰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却答道：“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宋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有功于世，功莫大焉；作为政治家，有过于世，过亦昭彰。一功一过，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