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本喜欢梁启超的文风,可是,谁逼着他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呢? 这一钻研,却也见了成效。毛泽东对韩愈由衷钦佩,但也指出了他的不足……
毛泽东评点原文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1]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2] ◎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3]韩愈简介韩愈(768~824),字退之,祖籍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因古代重视氏族门第,韩姓郡望在昌黎(今辽宁义县)。韩愈自称昌黎人。
韩愈父母早亡,由哥嫂抚养成人。7 岁读书,性聪敏。唐德宗贞元二年
(786),韩愈进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因不善钻营,三次考试都名落孙山。贞元八年春,因梁肃的推荐,中了进士。但他连续三年考博学宏词科,都落第了。贞元十二年,韩愈进入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幕府,任观察推官,并加了个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开始了仕途生涯。
贞元十五年,董晋去世,韩愈投奔徐州军阀张建封,因不被重用,一年多就告辞了。他怀着怀才不遇的苦闷,来到洛阳,收了几个弟子讲学,并从事著述,写出了一组比较系统的宣扬儒学的文章。
贞元十八年春,韩愈到长安担任国子监四门馆博士。国子监是唐代的最高学府。博士为主讲教员,韩愈教导弟子,热情认真,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学生欢迎。
贞元十二年到十九年,韩愈不断写文章,向世人宣传儒学复兴运动和古文运动的主张,并把二者结合起来。韩愈出身文章世家,知识渊博。他抱负很大,仕途不得志,把较多的精力和才华用到了文章上。他把振兴儒学和改革文风结合起来,不仅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也做出了榜样,对古文运动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的中心内容和具体要求:一是“文以载道”和反对形式主义;二是提高作家的品德修养,言行合一;三是“不平则鸣”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四是创造新体古文的具体标准。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创造新鲜的、适合社会需要的词汇;使文字通顺流畅,具备语法规律的自然性和正确性。
贞元十九年,韩愈被撤掉了四门馆博士职务,不久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因奏章揭露官吏的横征暴敛,遭打击报复贬为广东阳山县令。在任一年多,因德宗去世,顺宗继位,大赦天下,又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半年后,被调回长安权知国子学博士。这一时期,他致力于散文和诗歌创作,名声大振。
元和六年,韩愈任尚书职方员外郎,次年又降为国子博士。元和九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元和十年,任中书舍人,掌管诏诰制敕。元和十二年,升任刑部侍郎,为刑部副长官,正式列位朝廷三品大臣。元和十四年,因反佞佛,触怒皇帝,贬为潮州刺史。这年十月,蒙赦调任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韩愈被召还长安担任国子监祭酒,半年后,提升为兵部侍郎。穆宗长庆二年(822),韩愈代表朝廷前往镇州安抚河北军阀王庭凑,因出色地完成使命,回京升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去世,终年57岁。
韩愈一生最大的功绩,是领导古文运动,并使古文取代骈文,成为流行的文体。奠定了此后流行了一千多年的“文言文”的基础,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和贡献。(www.xing528.com)
他的文学理论,他的文学活动,他的典范作品,以及他那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至今仍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一份宝贵财富。他集前人之大成,而给予无穷影响于后世。
试 析
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散文家之一,他为扫荡骈体文冲锋陷阵,功业显赫,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的主张主要有:
首先,他主张宗经、明道,文道统一。韩愈读古文是为了学古道,写古文是为了宣传古道,所以他提倡古文总是和学习古道、宣传古道联系在一起。古道即指儒道。他认为,“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明道”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为文”则是他终生乐之的事业。
其次,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对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进行变革。文体方面,韩愈坚决反对骈体文,提倡散体,他心中所向往的是质朴明晓的散文,他反对空洞无物的骈体文及僵死的形式。但并不反对骈偶句。文风方面,韩愈坚决反对六朝骈文的浮艳习气,用自己的创作实践,通过优秀新体古文的示范作用来扭转文风,并获得极大成功。
他主张文章语言要以先秦两汉散文的散句单行句式为主。从具体内容而言,一方面,他主张务去陈言,词必己出,求新奇,贵独创。他明确提出:“惟陈言之务去。”另一方面,他要求“文从字顺各识职”,文句要妥帖流畅,书面语言要规范化,要符合语法规律和语言的自然气势,反对语言艰涩,做到繁简适宜。这两方面的结合,体现了韩愈对文章语言的总要求和全面的看法。他既要求语言新颖独到,又要求语言平易自然,形成精练、准确、奇特、生动、明晓、流畅的散文语言,从而大大缩小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的距离。
再次,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方面,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他认为文章都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只有那些备受压抑的人才能写出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他认为作者处在和平、欢乐的环境中,不可能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只有在坎坷失意、悲愤抑郁之中,才能深深感触到时代的脉搏、社会的矛盾,才能写出揭露社会、抒发激情、有声有色、如泣如诉的动人之作。
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比较好地解决了他的前辈们没有解决好的一些重大问题。他的古文运动的主张是唐代古文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不但指导唐代古文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且原则上确定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为开创唐宋派古文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对元明清的散文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毛泽东对韩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毛泽东早年求学时就深受韩愈文体文风的影响。据他自己回忆,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当学生时,由于他的国文老师袁仲谦的严教和鞭策,他由小学堂时学的梁启超的文笔而改学古文,他每天勤学苦背、反复领会、细心钻研,加上原有的古文功底,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文风,并写出了一手很出色的古文。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仍清晰可见韩愈的影响和痕迹。如毛泽东讲话和文章中常用到的“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行成于思”;“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等语言均出自韩愈的文章。
毛泽东一生注重读韩愈的文章,60年代中期,他还让工作人员帮他找《韩昌黎全集》。毛泽东读《新唐书·李汉传》,读至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批曰:“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可见,毛泽东把韩愈文集的编辑流传看做是功盖后世的幸事。
当然,韩愈关于古文运动的理论也有明显的缺陷,他的“道统”思想和某些唯心主义观点影响他理论上的完善,也导致了他自己和后世古文家在创作上的某些不良倾向。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同志谈话时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但对韩愈搞形式革新是为了“载道”、“传道”及“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的思想,毛泽东持反对态度。
1973年国内开展评法批儒运动,一些报刊基本否定韩愈。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给毛泽东写信,不同意全部否定韩愈。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这就进一步表明毛泽东赞同和肯定韩愈反对骈文、革新文体、词必己出、文从字顺、陈言务去等方面的思想。即使在否定他维护孔孟儒家道统思想方面,也要把他思想的另一面,诸如关心民生疾苦、反对横征暴敛、反对藩镇割据、排斥佛道等思想进步的方面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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