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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金融创新与留学生身份,归途上的融资活动

时间:2023-08-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孙中山可以说是中国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事实上,融资活动贯穿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始终。后来孙中山开始向海外华侨所组织的会馆募集革命资金。为了接近会馆成员,孙中山于1904年在美国夏威夷正式加入了洪门会,并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在融资过程中,孙中山还进行金融创新,发行了各种各样的公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集资活动。后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孙中山是为了实现他崇高的革命理想。

孙中山金融创新与留学生身份,归途上的融资活动

不久前观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大型历史文献片《辛亥革命》,惊奇地发现影片中出现了我们涛石股权投资管理公司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的总部大楼。早就知道那儿是孙中山1911年刚回国时的寓所,但影片中讲述的历史仍出乎我的意料:

1911年12月27日晚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在孙中山寓所做出三项决定:

1.新生的共和国改用阳历。

2.自1912年始,废止帝王纪年,改用中华民国纪元

3.南京临时政府采取总统制。

得知三项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定就在我们公司的总部做出,我颇感兴奋。孙中山是推动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革命家,是世所景仰的历史伟人。作为从海外归来的金融专业人士,我对他怀有特别的崇敬之情。

孙中山可以说是中国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我几年前出任中央统战部下属的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时,见到他给留学生的题词“指导国民”,深感惭愧。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等留学生开风气之先,将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引入中国,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真正起到了改造社会、教育国民的伟大作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一代留学生似乎又陷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困境,回国之后只是求个“适者生存”,而非引领时代改革的大潮,对国家社会的贡献难望留学前辈的项背。

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可谓家喻户晓,但人们很少知道他还是一位杰出的金融家。事实上,融资活动贯穿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始终。据已故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著作《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记载:

对于孙博士来说,有一件事是非常实际的:积累和控制金钱。就他本人的计划而言,资金是头等重要的……孙博士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他的政治目的积攒金钱。他需要资金来支持他的代理人,给秘密会党头领以报酬,购买和私运军火,招募军队和收买军官,支持报纸杂志,支持议员以及类似的其他各种目的。他吸引招徕馈赠、借款和投资的计划,可以说是足智多谋的……他的财务出纳人员通常就是那些和他最亲近的人们。

在孙中山革命生涯的早期,他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少数同情支持他革命的富人,借用今天风险投资行业的术语,就是所谓的“天使投资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孙中山的长兄孙眉。1895年广州起义的全部资金都由他们兄弟二人提供。孙中山将早年行医的收入几乎全部捐献了出来,而孙眉对革命的慷慨捐赠最终导致自己在经济上的破产。(www.xing528.com)

后来孙中山开始向海外华侨所组织的会馆募集革命资金。为了接近会馆成员,孙中山于1904年在美国夏威夷正式加入了洪门会,并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已在洪门的各个阶层中拥有了大批的追随者,一些成员甚至用他们的会馆做抵押,为革命募集资金。

在融资过程中,孙中山还进行金融创新,发行了各种各样的公债。例如,1895年香港兴中会的章程规定,兴中会成员应邀购买价值10银元股票,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偿还100银元。1904年孙中山又在夏威夷印制公债券,每张售价1元,保证在清王朝被推翻后券偿还10元。以上两种公债的回报率为10倍。1905年他在日本印制了面值中国币1000元的债券,售价250元,承诺革命成功之后还本利1000元,回报率为4倍,并限在革命起事5年内还清。1911年孙中山在旧金山印制了面额分别为10美元、100美元、1000美元的债券,宣称在建立民国后,这种债券将成为国家的法定货币。这些债券的售价是面值的一半,回报率为一倍。随着革命一步步走向成功,兑现风险一步步下降,偿付期限一步步缩短,债券的回报率也一步步降低。由此可见,孙中山对风险与回报的关系有清楚的理解,总是试图以最小的成本融取革命经费,是一位非常精明的金融家。

为了增强公债的吸引力,孙中山还给认购者以革命成功后特殊荣誉和利益的许诺:出资100元中国币者,保证公民资格;出资1000元者,享有经营企事业的优先权;出资100万元者,就可以赢得爱国捐款人的塑像,公园即以捐款人的名字命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集资活动。在归国途中,他先后到芝加哥纽约伦敦巴黎募资,但却无功而返。到达上海后,当被问及筹款事宜时,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孙中山也是一位讲信誉的金融家。他对所欠的债务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在担任临时大总统的短暂时间内,他曾指示财政部向债权人发行相当于债务总额的收据,并承诺一俟政府取得现款即予偿还。当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时,他要求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承担南京革命政权积欠下来的500万元债务。当然,在那动荡不安的革命年代,完全兑现还本付息的承诺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许多购买革命公债的人,从来就没有指望得到偿还,因为和孙中山一样,他们的出发点是爱国而非谋利。

孙中山与普通金融家的区别正在于从事金融活动的目的不同。后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孙中山是为了实现他崇高的革命理想。他是一位梦想家,梦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虽然他的理想超前于他所处时代的中国的现实,并因此屡受挫折,但他从不放弃,始终为他的现代中国之梦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是他真正打动“投资者”之处,也是人们至今尊崇他这样一位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的根本原因。

一位外国学者在他发表于1924年8月《亚细亚》杂志的文章中写道:

使孙中山赢得名誉声望并在年轻的岁月中把自己载入史册的原因,恰恰在于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个人的力量,高尚的品德,在一切时代和环境中标志着举世知名人物的伟大素质。…… 他是亚洲伟大人物之一,也许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中国人

在我看来,这位学者对孙中山的评价固然很中肯,但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孙中山也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中国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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