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建立正义金融体系的关键

全球金融危机触发了专家学者和政要们对金融体系的讨论。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家的关注点似乎仅限于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安全，而忽略了金融体系的本质问题——正义性。

正义（justice）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在他的经典著作《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中提出了“正义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的著名论点，他的讨论集中于分配正义这一政治的首要问题。正义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是司法正义，即保护弱者、惩罚违法者的正义。金融体系既涉及分配正义，又涉及司法正义。举例而言，不同所有制企业从银行或者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的难易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分配正义程度，而对上市公司伪造财务报表等犯罪行为进行处罚的力度则体现了金融体系的司法正义程度。

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金融体系的正义性对维护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正义性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正义的金融体系。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们可以从哲学家们对正义问题的探讨中寻找线索。

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就是紧紧围绕正义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他认为正义就是让具备领导品格者担任领导。按照这一观点，建设正义的金融体系的关键即在于选拔德才兼备的金融家担任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者。

柏拉图的高足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他认为正义的作用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交往，这种交往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不能自给自足。其中回报正义（即上面提到的司法正义）是阻止人对人的伤害，分配正义则关系到人们所获利益的多寡。在他看来，正义的核心标志就是平等，这与罗尔斯“正义即平等”的观点完全一致，而且符合我们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正义观。但亚里士多德并不满足于讨论冷冰冰的“正义”，他和柏拉图一样重视人的美德对维护正义的作用，因此强调“友爱”。他在《伦理学》中指出：“友爱还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如果人们都是朋友，便不会需要正义；但是如果他们仅仅只有正义，就还需要友爱。”亚氏的这一观点与儒家的“仁者爱人”之说，可谓异曲同工。古代思想家的智慧提醒我们在建立正义的金融体系时不能仅仅着眼于机构或制度的完善，还要注重培养人的友爱精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讨论正义问题时“以人为本”的传统，将对正义的追求建立在人性的现实基础上。与两位先哲不同的是，森的出发点不在于人的美德，而在于人性的缺陷，以及这种缺陷与不义（injustice）的关系。他认为“可纠正的不义很可能是与人的过失而非制度的缺陷相关。正义最终是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而不仅仅取决于人们置身其中的制度的性质（The presence of remediable injustice may well be connected with behavior transgressions rather than with institutions shortcomings．Justice is ul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way peoples lives go，and not merely with the nature of the institutions surrounding them）”。虽然我们不可能实现完全的正义，但我们应当努力纠正可以纠正的不义，而纠正不义就是追求正义。毋庸讳言，我们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着不义，比如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的歧视和股票市场对投资者保护的不足。(www.xing528.com)

古今哲学家对正义的论述都给予我们同样的启示：在追求金融体系的正义性时，尤其不能忘记人的因素。由于金融的高度专业性，金融体系不可能由大众投票决定，也不可能由政治家单方面操纵（金融危机发生后，布什总统大部分时间都仰仗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专家们为其处理金融问题），金融精英们对建立和控制金融体系起着重大的作用，并可能在此过程中表现出高瞻远瞩的领导才能和杰出的专业能力。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美国金融体系的奠基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充分展示了金融家高尚的一面。他在起草美国宪法和设计美国金融系统过程中都表现出对正义的深刻理解和执著维护。金融精英的另一位光辉典范是J．P．摩根先生，他在20世纪初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力挽狂澜（当时还没有美联储），完美地展示了金融家的个人魅力。难怪经济学家凯恩斯会赞叹说：“金融家在其业务经营中必然要表现出超乎人性的传统的体面。终身从事这种活动使他们成为最为浪漫并且最不现实的人。”

凯恩斯只看到了金融精英们天使的一面，但他们也可能扮演恶魔的角色。和政治精英一样，金融精英可能会滥用权力，侵犯大众的利益。事实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大批金融精英的道德沦丧。因此，对于金融体系的变革，金融精英势所必存，却又暗藏危机。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我们可以借用对付政治精英的方法：一方面用体制来限制精英，另一方面用教育来塑造精英。前者正是建立正义的金融体系的题中之意，后者也同样不可或缺。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三年前开始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授政治哲学课程，和未来的金融精英们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幸福的人生？为什么要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第二，什么是美好的社会？为什么要追求正义，关注弱势群体？教材都是大思想家的经典作品，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伦理学》，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从《共产党宣言》到孔孟之道……刚开课时这些经济、金融专业的学生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啃这些深奥的哲学原著，但后来许多学生喜欢上了这门课，并开始理性地探讨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等问题，尝试带着批判精神思考人生和社会。尤其令我高兴的是学院充分肯定了这门课对培养经济与金融人才的重要性，并于今年新开设了三门必修课，分别对我这门课涉及的西方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及批判性思维等内容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讲解。

金融的变革当然不像开设一门课程那么简单容易。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没有什么比站在引入新秩序的风口浪尖上更难以应付，更生死未决，更危机四伏的了。因为所有旧秩序的受益者都是他的敌人，而所有可能从新秩序获益的人都是他冷淡的支持者。”建立正义的金融体系，既需要哲学家的洞见，又需要金融家的勇气和精明。历史呼唤着汉密尔顿式的金融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