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华的导师邵斌，他注入了传统价值观

邵斌老师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前身经济管理系的创始人之一，建系时任系党总支书记，1984年建院后又先后担任学院的党委副书记、书记。我1981年入学时，经管系只有几十名学生，邵老师和每一个学生都很熟悉，和大家开大会小会，并经常找同学个别谈心。我相信时至今日经管学院前几届的学生都清楚记得邵老师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

邵老师在我身上也倾注了很多的心血。1981年夏天他带领我们班到北京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实习。我们一边在首钢、燕山石化、清河毛纺厂和一家电视机厂学习生产流程，一边写学年思想总结。我记得自己写了一篇关于学习方法的文章，对美国和前苏联不同的教育方法进行了比较，结合中国的情况，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我们一同实习的邵老师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找我单独谈话。从那之后，邵老师和我谈心的次数就多起来了。第二学年一开学，系里就任命我为系团总支副书记，对此同学们都很吃惊。

由于我小时候学过绘画，大一时担任班团支部宣传委员，我们的班刊都是我用蜡纸刻写，用最简陋的油印机自己印制的（后来我得知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替党组织干过同样的工作，就给人开玩笑说这是我们四川人的专长）。除此之外，我不太关心班里的事。读书之余，经常去别的学校找老乡玩，同时又为追求不到我后来的妻子而烦恼。在同学心中，我大概是一位很有几分玩世不恭的人，忽然被系党总支委以重任，我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

邵老师却对我充满了信心。他三天两头把我叫到家里去谈心，几乎没谈什么具体的工作，主要讲做人的道理。邵老师担任过清华大学原校长蒋南翔的秘书，“文革”中曾因此受到残酷迫害。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的谈话充满了睿智，更令我惊讶的是他完全没有官僚气。他的眼睛清澈透明，充满了温暖和关爱，他的谈话妙趣横生，纵横古今，既有共产主义的理论，又有中国文化的哲理。和他谈话不仅是受教育，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享受。每次谈话结束，我都盼着尽快再次和邵老师见面。他和我谈“英雄主义”，他说历史的发展造就英雄，也需要英雄的推动。他注意到我身上有一种英雄主义情结，对我分析说，这是由于我从小家庭环境差，受人歧视，从而自发产生的一种想出人头地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我们党、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集体英雄主义。同时，邵老师又鼓励我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他认为共产党人不应当千口一言，千首一面，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要有自己的个性。他说如果没有老一辈革命家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和特立独行的个性，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鲁迅所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共产党人鲜明个性的写照。讲到兴奋之处，邵老师会站起来在他的斗室之内走动着说话。记得他给我谈到不仅要有远大理想，还要脚踏实地，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时，就踮起他的脚尖，讲“跂不立”，迈出大步，谈“跨不行”。我的心灵被慢慢地净化了，我的理想也逐渐崇高起来，于是我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84年，经管学院正式成立，我成为学院成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学生党员之一，入党宣誓仪式在工字厅内的校党委会议室举行。邵老师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出席了这一会议，讲了不少勉励的话，鼓励我继续进步。

入党不久，我就闯“祸”了。我当时读到培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名言，就约了班上李勇、林钢和王柱三位同学骑自行车下江南，游览祖国的壮丽河山。因为没钱买新自行车（平时在校园代步用的自行车太破了，长途骑行一定散架），就灵机一动给十几家自行车厂写信，自荐给他们当推销员，骑车下江南打广告（当时国内还没有商业广告，我们是从书本上得知西方企业的这种营销方式）。我们在几家答应为我们提供自行车的厂家中选定了鞍山自行车厂，临行前骑着该厂的“梅花”牌自行车，穿着印有“北京—上海—鞍山，全程2500公里”广告字样的蓝色运动服，到天安门广场摄影留念。不想这违反了天安门广场禁止骑行的规定，被武警扣留在派出所，放我一人回清华求救。我惴惴不安地敲开了邵老师家的门，准备接受一通严厉的批评。没想到邵老师听我讲述完事情的经过后，反安慰我不要着急，还开玩笑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然后马上带我去见校保卫部部长，请他给武警总部打电话，要求对方放人。很快，我就拿着学校的证明信到天安门派出所接回了三位同学。(www.xing528.com)

学院刚成立，院党委就提名我出任院团委书记。在清华的历史上，各系团总支书记都是由专职团干部担任，从未有在校本科生担任团委书记。我当时读大四，却很荣幸地成为了经管学院第一位团委书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邵老师为了此事专门将我的情况写了厚厚的书面材料向校党委汇报。在清华学习、工作“双肩挑”的锻炼使我受益终身。2001年我出任中国当时最大的投资银行中银国际总裁，完全没有担任国企领导的经验，大家都为我捏一把汗。结果我领导中银国际成功实现了投行业务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全面转型，即是得益于我在清华担任团委书记的经验。

1986年我由学院选派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第一年我就取得了全A的成绩，并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加州大学校董会奖学金”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比较轻松地获得优异的成绩反而让我迷惑，担心该校的教学标准不够高，于是萌发了转学的念头。1987年暑假我回国完婚，途经北京时专门去拜会邵老师，向他汇报在美国学习生活的情况，同时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困惑：一方面想去更好的大学学习，取回“真经”；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样会推迟我回国服务的时间。邵老师当即向我建议：如果要转学，就去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少数几所最顶尖的名校，否则就尽快在戴维斯取得博士学位，回国效力。我当即下定了决心，回到美国后就申请转学。

一年之后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先后在该校城市规划系和经济系攻读博士课程，199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按照惯例，学生要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写下一篇感谢的话，感谢对自己影响和帮助最大的人。我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人就是邵斌老师，于是我郑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首先感谢我在清华大学的导师邵斌老师，他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注入了我的心灵。”论文的正本永久保存在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这也许是美国大学图书馆保存的唯一一份向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委书记致谢的博士论文。

我离开清华二十五年了，走了很远的路，但无论何时何地我都铭记着邵老师的教诲，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清华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