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历史告诉我们忘记背叛

近日读到美国现代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一首小诗In those years（《在那段岁月》）：

In those years，people will say，we lost track

Of the meaning of we，of you

We found ourselves

Reduced to I

And the whole thing become

Silly，ironic，terrible：

We were trying to live a personal life

And，yes，that was the only life

We could bear witness to

But the great dark birds of history screamed and plunged

Into our personal weather

They were headed somewhere else but their beaks and pinions drove

Along the shore，through the rages of fog

Where we stood，saying I

在那段岁月，人们会说，我们遗忘了

我们或你们的涵义

我们发现自己

已还原成只有我

并且所有的一切变得

愚笨，可笑，而又可怕(www.xing528.com)

我们尝试过一种个人的生活

并且，是的，那是唯一的生活

我们所能够见证

但是历史的大黑鸟却尖叫着闯进

我们个人的境遇中

它们飞往他方，但是它们的嘴和翅膀却疾驰过

海岸，穿越云雾的盛怒

而我们站立于此，说着我

里奇是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这首诗表达了她对女性丧失对社会的关注而仅将目光局限于“小我”的担忧。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代，妇女为自己的权益奔走、抗争，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可是当风云逐渐消散，许多妇女渐渐忘却了自己的处境来之不易，忘却了那些抗争的历史；她们专注于安逸的生活，脑海中只有“我”，忘却了“我”处于一个更大的社会，忘却了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

我不禁联想到另外一位杰出的女性，法国思想家西蒙·波伏娃。她在女权主义的圣经《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早就提出了与里奇非常相似的观点。她不仅论述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更从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等方面分析了女性未能做出本该做出的成就的原因：经历的限制使她们无法胸怀整个世界。谈到广阔的生活视野对男性成就伟业的积极影响，她讲述了T．E．Lawrence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这位因支持阿拉伯国家独立解放运动而被称作“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军人，18岁时骑自行车环游法国。当他踏遍广阔的大好河山，在强烈的感官冲击下，心中自然涌起一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而深居闺中的女性没有机会经历这种探险，更多的是局限在一个“小我”和“小家”之中，自然失去了创造宏图伟业的抱负以及可能。

我无意在此讨论女权主义，但我认为无论是里奇的小诗还是波伏娃的雄文都不仅可以是对女性的警醒，也可以是对所有现代人——男人和女人——的共同鞭策：当我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们心中是否真正装有个人之外的家、国、天下？当我们放眼当今社会，是否发现“个人主义”已经将“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挤向了一个无人问津的黑暗角落？当我们纵观人类历史，是否还记得列宁的那句名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三大问题——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成因多种多样。但追根溯源，集体意识的丧失、自我的过分膨胀、历史责任感的缺失，无一不是隐藏在其他表象下的深层原因。

环境保护是世界性的问题。伴随着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外部性”（externality），指由于市场活动而给无辜的第三方造成的成本，这些成本没有被行为人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却给社会、给他人带来了负担。“外部性”就是小我观念的经济学描述。如果人类在进行污染排放时考虑到了自己的举动给地球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造成的影响，当人类在肆意挥霍资源时考虑到了子孙后代的生存状况，还会那样的肆无忌惮么？大到人类社会和国家，小到每个家庭和个人，如果都能跳出“小我”的圈子，更多地考虑“我们”、“你们”和“他们”的利益，跳出“现在、而今、眼下”的短视，更多地关注人类未来的共同命运，我们就一定会拥有一个更美好的地球。

贫富分化也是关乎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命题。著名的哈佛大学哲学教授John Rawls提出了“初始社会”（initial state）的概念，即设想让社会回到所有人都一无所有，而且尚未确立社会分配原则前的初始状态，大家共同制定资源分配原则和法律法规。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达成的共识，一定会剔除一己私利的影响，而充分考虑社会公平和效率的最优。可是历史不能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分配规则已经制定，人们已经有了贫穷、富有之分，强势、弱势之别。如果既得利益者能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更多地设想处于“初始社会”中的“我们”而不仅仅是眼下的“我”，那么怎么会不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福祉？怎么会不竭尽所能，从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等各个层面为推动社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而贡献力量？

从根本上说，导致官员们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一个“私”字。相信每个受到诱惑的官员，脑海中也一定曾经浮现过“我们”的字眼，但在走向悬崖的那一瞬间，“我”的呼声淹没了“我们”，一失足成千古恨。

不得不承认，人是矛盾的动物，内心里总是有“我”和“我们”两种声音此消彼长，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共存。而且，当我们思忖为他人、为社会作贡献时，行动上也可能是利己主义占了上风；当我们发出利他的声音时，背后也可能有强烈的利己动机：每天，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诉说着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可是否这其中每个人都是出于对后人的关怀？每天，人们因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愤愤不平，可正是这些愤愤不平的人，却也在以合法甚至非法的手段追求更多的财富。每天，人们因贪污腐败的横行而近乎绝望，可是那些贪污腐败的人，当年又有多少人没经历过这种绝望？人们总是抱怨，宣泄，可抱怨宣泄的背后隐藏的并不都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断追求，而时常只是一种羡慕和嫉妒。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可笑，永远都在努力成为自己憎恨的对象。

性恶论者也许会说这是人性使然：由于人的本性是缺乏安全感的，只有当“我”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才会去想到“我们”，然而人的本性又是贪婪的，“我”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满足，这便成为了一个永恒的无解题。但我始终相信，正如物种不断进化一样，人性也是进化的。人并不拥有一个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我”，随着“我”的所得越来越多，相应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少，更大更长久的愉悦感当来自对“我们”共同幸福的追求。

明年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清华自建校起，就肩负着报效国家的责任，承载着振兴中华的使命。一个世纪以来，每一次民族国家危难之时，都会有大批清华人挺身而出，成为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在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也总能看到清华人忙碌的身影，从两弹一星的元勋，到卓越的治国领袖；从兢兢业业的学术大师，到叱咤风云的企业管理者，清华人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华。清华的优良传统熏陶了一代一代清华人，可是今天，每个毕业生或许都该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还真正拥有清华人引以为傲的这些精神资本？多少学子曾远渡重洋，以期学成之后报效祖国，可是多少人真正做到了回归，而多少人又最终安于大洋彼岸一份富足、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在进行职业选择时，我们是不是更多地考虑了个人得失，而把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摆在了次要地位？

老学长朱镕基曾勉励清华学子：“牢记百年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必有大用于民族、国家。”社会的期待对清华学子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无论岁月流逝，无论时空变换，清华人都不能忘了这一份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