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国的归途之城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素有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其光芒似乎正变得黯淡。房价飞涨、大气污染、贫富分化等导致社会矛盾加深、政治冲突激化，其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受到上海的挑战。人们不禁担心香港的未来。

1995年我从美国移居香港，目睹了香港回归祖国前后的变化。后来我也参与了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些工作。董建华先生任特首时我是特区政府经济就业咨询委员会成员，最近又在新一届特区政府的中央政策组担任顾问。虽然香港发展面临不少难关，但随着对香港了解的加深，我却对香港的未来抱有了更多的期望和更大的信心。

香港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是一个移民社会。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从内地来到香港创业，他们中的一些人成就了举世瞩目的商业奇迹。同时有许多外国人来香港打拼，创建了像汇丰银行这样的世界级金融机构。香港也孕育了许多政治领袖：孙中山在香港求学；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退居香港；一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1949年从香港北上，与共产党的领袖们共商建国大业；越南共产党的领袖胡志明曾以香港为基地，领导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国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则因出生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九龙而得名。

香港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开放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香港是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同时香港本地的资金和人才也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地。内地几乎所有省份的主要领导都曾率代表团到香港招商引资、广交朋友。香港人的敬业精神和香港企业的商业运作模式对内地企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香港的文化时尚更是风靡内地。

然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经济状况开始恶化，香港甚至要依靠内地“穷兄弟”的帮助渡过经济难关。同时香港的社会矛盾也更充分地显露出来。随着中央政府承诺的2017年实行普选特首期限的临近，各种政治势力也在民主的旗号下展开了角力，使社会冲突更加尖锐。而面对大批从内地拥入香港抢购名牌商品和天价豪宅的大陆新富豪，香港人的物质优越感亦在减退。内地的勃勃商机又吸引了大批专业人士，包括外国人北上淘金。若非香港远低于内地的个人收入税率，许多现居香港的金融人才极可能选择去北京、上海居住，使香港失去引以为傲的人才优势。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充足的理由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香港相比于内地省市的最大优势是其“一国两制”的制度。香港一方面在经济上充分得益于“一国”，得益于中国内地这一世界上最具增长潜力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又得益于“两制”，可以充分吸收全世界先进文明的精华，在这片中国的土地上“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香港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省份，而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最近我和香港中央政策组成员拜访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时，有人向公署的领导提出一个问题：特派员公署与特区政府是什么关系？他回答说：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是殖民地，伦敦和香港是君臣关系。而今天的香港是中国的特区，特派员公署和香港特区政府是合作关系。这表明香港回归祖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自治权力，这为香港未来的发展，包括文化、政治的建设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香港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很容易让人想起15世纪时意大利境内两个著名的城邦：佛罗伦萨与威尼斯。这两座城市当时都有独立的政府和司法体系，经过工业的组织、商业的拓展及金融家的经营，二者都成了当时意大利和欧洲经济及金融最发达的地方，恰似今日香港在中国和亚洲的地位。有趣的是，在佛罗伦萨发生了改变现代世界的文艺复兴，出现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马基雅维利等文化思想巨人，而威尼斯却几乎对文艺复兴毫无贡献。二者的对比也许可以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www.xing528.com)

和香港一样，这两个城邦国都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财富是所有文明的基础，是产生文艺复兴的必要条件。正如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威尔!杜兰特在他的著作《历史中的英雄们》（Heroes of History）中所言：“直到财富的积累能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要，能让他们收买议院、政府和情妇。在这些需要之余，他们便会聘请米开朗基罗或提香，把金钱转化成‘美’，使自己的财产带着艺术的芳香。”但是，“那个时代的威尼斯人把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追求财富和快乐上，而佛罗伦萨人也许是被半民主政体的狂热所刺激，发展出了敏锐的思想和智慧，以及一切艺术的技巧……在这座城市中，党派之间的斗争提升了对生活和思想的热度”。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注意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条件利于个人发展，却非稳定。也像在古希腊一样，不稳定和个性表露是密切相连的。稳定的社会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迄今想出来的一切稳定制度都妨害了艺术上或才智上的特殊价值的发展”。

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读着这样的描述和分析，我们难道不会从今日香港的社会政治冲突和矛盾中看到未来香港的希望之光吗？难道不会觉得过去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香港更像威尼斯？而今天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在社会矛盾冲突中走向民主的香港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佛罗伦萨？香港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法制条件是内地任何省份无法比拟的。过去的香港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楷模，今后的香港则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文化复兴的先锋。

佛罗伦萨的辉煌成功首先得益于经济精英的推动。该城中“敌对的家族不仅仅在追求权势方面竞争，也互相攀比着赞助艺术的发展”，其中最杰出的是大银行家梅第奇（Medici）家族。从科西莫!梅第奇到洛伦佐!梅第奇，该家族的主人慷慨资助了很多学者、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科西莫建立了柏拉图学院，洛伦佐则自己动手写作精彩的诗篇。

梅第奇家族的故事使我对香港的富豪们抱有了希望。香港的繁荣和发展不能仅依靠特区政府官员的远见卓识或勤勉工作，富有的家族对推动香港的发展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梅第奇们相比，香港富豪们并不缺金钱，但也许缺乏远见、责任和勇气。希望有一天他们不仅可以因为跻身世界富豪榜令人羡慕，而且可以像洛伦佐一样自豪地说：“我已为国家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这个国家的繁荣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强大的国家相媲美。”

如果说在文化发展方面富豪们义不容辞，香港政治民主的发展则有赖于全体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香港的思想精英们不一定要成为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理论家，却应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式的政治民主制度设计者，将古今中外的优秀民主政治理论与内地和香港的现实相结合，设计出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香港政治民主体系。

香港会成为中国的佛罗伦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吗？对这一历史的景象我满怀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