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反腐败的政策建议:一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调查和惩办腐败的官员;二是要缩小政府部门的控制范围,减少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而降低官员利用职权寻租的能力。我这学期在清华大学给学生讲授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忽然悟到上述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整顿吏治首先要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入手。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用一个洞穴的比喻说明教育的重要性。他将那些缺乏教育的人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徒,他们只能朝前面看,因为他们是被锁着的;他们的背后燃烧着一堆火,他们的面前是一座墙,在他们与墙之间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所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墙上来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真实的,而对于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认识。当其中一个人离开洞穴,看到了太阳光下的天地万物,才明白他此前一直是被影像所欺骗的。如果他是一个有公平心和责任感的人,就不会停留在洞穴之外独自享受美好的景色,他会回到洞穴里去,回到他从前的囚徒同伴那里,把真理传授给他们。但是,他想说服他们是很困难的,因为再次回到黑暗之中,刚开始他的眼睛很不适应,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眼里的那么清楚,于是在别人看起来他仿佛比去到外面世界以前还要愚蠢,他们可能会说傻瓜才会到洞外去。但当他的眼睛再次适应了黑暗的环境,他就一定能比别人看得清楚一万倍,因为他已认识了世界的真实面貌。
柏拉图这段寓言说明了通过受教育认识真理的重要性,以及受教育者获得真知之后应当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和那些从不曾见过真理阳光的人生活在一起,承受他们的误解和嘲笑,帮助消除他们的蒙昧。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热爱智慧、认识真理的人去管理。这就是他著名的“哲学王”观点(在希腊文中“哲学”即热爱智慧、追求真理的意思,它几乎包含了当时人类全部的知识领域,而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的哲学)。柏拉图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他认为治国者不仅应当有处理国事的智慧,应当是最善于管理国家的人,同时他们还应拥有其他的荣誉,拥有不同于从政的另一种更好的生活(who at the same time have other honors and another and a better life than that of politics),这样他们才不会为权力而钩心斗角。而追求真理的生活正是这种更美好的生活。由于认识真理的人有着比从政更高的追求,他们就不会以谋求权力为乐,他们牺牲个人生活去从政的目的也只能是“为人民服务”。
柏拉图的学生,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用严密的逻辑说明了学习知识、追求真理的生活的确是比追求权力更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首先阐明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幸福并不等同于快乐,但许多人会认为金钱、权力、荣誉就是幸福。亚里士多德却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幸福一定是终极的目的,当追求幸福的时候,人们不带有任何其他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幸福本身。而在追求金钱、权力、荣誉的时候,人们却不仅是为了这些目标本身,同时还会带有其他目的,因此这些都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他以荣誉为例,首先说明荣誉是他人给予的,自己不能完全掌控。其次,我们热爱荣誉是由于荣誉象征着杰出。但一个杰出的人在熟睡甚至被折磨的时候也是杰出的,因而杰出也不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终极目标,也不是真正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证说,战争、政治或任何实际的功业都不是真正的幸福。我们发动战争是为了取得和平,我们忙碌是为了休闲。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而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拥有自己的理性,理性(有甚于任何别的东西)就是人。因此,他得出了运用理性去认识真理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的结论(A life guided by intelligence is the best and most pleasant for man)。(www.xing528.com)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他的《政治学》是紧密相关的。前者讲治国者的品格素质,后者讲治国之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培训合格的治国者要从品格教育入手,这一观点与儒家士大夫所信奉的“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做起的道理相通。柏拉图关于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治国者的思想与孔子“学而优则仕”的说法也不谋而合。虽然孔子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他似乎仍没有讲清楚“学”与“仕”的关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很明确地指出,“学”不仅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学”本身就是比“仕”更美好的生活,而且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入仕是一种为了大众利益牺牲个人幸福的高尚行为。因此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政治主要是有关“正直和高尚”的事业。几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晚宴上见到美国的老布什总统,向他请教对从政生涯的看法,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Politics is noble”(政治是高尚的)。看来他同美国的国父们一样深受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
对于“学”与“仕”关系的不同认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仅以“学”为手段、为敲门砖。他们视“仕”为最后的目的,视获取权力及权力带来的名望、地位、金钱等为最大的幸福。在这样的幸福观支配下,他们必定争权夺利,为获取和巩固权力不择手段。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往往滥用权力。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其结果将是“既破坏了国家,也毁灭了自己”。
由此可见,解决吏治问题的根本在于帮助官员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由于人们的人生观主要是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所以吏治教育必须从学校入手,从帮助青年学生——国家未来的领导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幸福观入手。我们的学校应当培养理性思考、追求真理的人,培养以终身学习为幸福的人,培养勇于牺牲自我为人民服务的人。唯有如此,我们的其他吏治手段,如高薪养廉、党纪国法,才有思想基础,才能真正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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