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86年7月的一个傍晚。
按当年标准颇为丰盛的酒席和朱院长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使整个晚宴洋溢着喜庆的氛围。身兼国家经委副主任的院长十分高兴地说，“我一只手把你们从学校送出去，另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经济建设战线上来”，勉励大家立志改革。
我作为81级经1班的一员，也要被院长和老师们送出校门了，但却不能立即投身经济改革，因为学院推荐我考试通过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主持的经济类出国留学考试，即将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我于是走到院长面前，告诉他我将去美国留学。
“哪一所加州大学？是!!当校长那所吗？”院长问。
“不是，是戴维斯分校。”我回答。
“你学成一定要回来。”院长盯着我说。
“没问题，我出国经过严格政审，一定会回来。”学院成立之初就担任院团委书记的我肯定地说。
“不是政审的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院长加重了语气。
“那我应当学经济学中的什么专业呢？”我也变认真了，开始求教。
“什么都要学，不能只学美国的，还要学习日本、欧洲的经验。”院长脱口而出。
想了想，他提笔在我的毕业留言簿上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他笑着说：“我这几个字不是随便写的，你要好好努力。”
“学生一定不辜负院长的厚望。”我郑重地回答。
两个月后，我在北京机场告别未婚妻，飞越太平洋，到达阳光明媚的加州。
一年后，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邵斌老师家。
“我是应该尽快学成回国服务，还是转学去顶尖的学府学习？”回国完婚的我仍像在清华读书时那样请教我尊敬的导师。似乎并没有付出全部的努力我就在加州大学获得全优的学习成绩及研究生的最高荣誉——“校董会奖学金”。这使我怀疑自己在这所学校获得的学识有限，大有成为井底之蛙之虞，担心不足以今后回国担负重任。
“如果能进麻省理工学院、哈佛这样的名牌大学，你就在国外多学习一段时间，打一个更扎实的基础再回国。”邵老师建议说。
我想了一下，认真地点点头。
又一年后，妻子和我从加州驾车横穿美国，到达东部的波士顿市剑桥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1993年，留美苦读七载，我终于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至此我在这世界最高学府获得了最高学位，尤其得知自己关于企业资本结构与兼并收购的毕业论文将被美国最权威的金融理论杂志发表，心中颇有几分自得。兴之所至，我把十几年前刚从四川农村县城考上清华时抄来自勉的一首小诗译成英文，打印在毕业论文的扉页上：
Leave home when young and ambitious，
Never return until learned and famous，
Why bury your bones in your hometown？
Each place in life is green and mountainous．
导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教授在我的论文上签字，我故意请他看这首译诗。
“怎么样？”
“好。”
译文得到这位经济学大师的认可，我高兴地笑了。
同年，我进入纽约华尔街这个曾令我颇感神秘的地方，在世界著名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从事外汇衍生证券交易工作。
1993年9月，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附近的一家高级酒店，我的临时住所。
房间里徘徊不安的我。
刚才接到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的电话，邀请我加入高盛担任国际经济学家，开创公司的中国经济研究工作。我犹豫不决。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993年的华尔街最热门的三类工作是：外汇、衍生证券和亚洲市场业务。我此时担任亚洲市场的外汇衍生证券交易经理，似乎没有更理想的工作了，而且公司确实待我不薄。
何况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获取一个成功外汇交易员的巨额奖金和在公司内部的权力。
但是，由于人民币不可以自由兑换，无从交易，我的工作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担任中国经济学家则可使我很快了解熟悉国内的情况，为今后回国服务作准备。
我动心了。
回国的计划使我最终选择了高盛。
1996年元月初，美国旧金山。
全美经济学年会在此召开。
我非常高兴地与清华经管学院的两位老同学重聚：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李稻葵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胡祖六。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的时候，他们二位也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两校一街相连，大家过从甚密。毕业后稻葵和我合写了不少文章在学术期刊和大众媒体上发表，经常通过电话讨论问题，彼此十分默契。与祖六平时联系相对少一些。久别重逢，我禁不住告诉他我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
“祖六，我准备回国创办投资银行。”
“什么时候？”祖六似乎并不惊讶，认真地问。
“明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我准备组织一批在全球各大投资银行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留学生同一天辞职，与香港一同回归祖国，创办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我有些激动地说。
“好，这才是干大事！”祖六也兴奋起来。
在国外各大投资银行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中，不乏担任高级职务的佼佼者，一些人年薪超过百万美元，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但我知道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不愿意长期为外国资本家打工，希望有机会回国工作，与外国老板在中国金融市场一争高下。这既符合投资银行家的冒险精神，又能把他们的才智贡献给国家，发展中国的投资银行业。我相信我能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回国创业。
要实现这一计划我必须做好三件事：
第一，组织一批爱国的海外金融人才。选择人才时要考虑到他们专业技能的互补性，这样才有足够的人才资源创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投资银行，并使每个人充分发挥作用，形成一个共同奋斗的团队。
第二，获取国内有关部门的支持。要在“九七”回归前实现这一目标，最迅速的办法是直接向国务院领导汇报。
第三，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仅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不足以领导一家高度专业化的投资银行，我必须具有从事投资银行实际业务操作的经验。
主意已定，我开始一步步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很快，第一个机会来了。
几个月后，公司两位合伙人找我谈话，希望我调任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负责中国市场业务。
我立即答应了这一安排。
我开始寻求志同道合者。
我深知成功创办投资银行的关键是人才，没有一流的人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投资银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必须吸引自己最优秀的海外金融人才回国创办具有国际水平投资银行的原因。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必须找专业上比自己更强、更有经验的人。
我首先找了在世界一流投资银行美林公司担任董事的葛甘牛先生。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最早进入华尔街的中国留学生之一，有十分丰富的股票交易经验。
一拍即合。
我们开始草拟给国务院领导的倡议书。
1997年2月25日，一位世纪伟人的葬礼在北京举行。
下午6时，由总裁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先生[1]率领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五人代表团在中南海紫光阁拜会朱镕基副总理。显然是另有重大活动，朱副总理迟到了。此时，我与刚从欧洲调任亚洲分公司董事长的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先生坐在车内聊天，等候被接见。
“邓小平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人物，他二十几岁就成功地指挥数万的红军，这足以证明领导才能是天生的，无须按部就班地在工作中学习。”出校门不到两年就升任执行董事的我故意很肯定地说。
“是的，我同意。”董事长点点头，“我刚从学校毕业进入高盛就觉得一步步升迁太慢了，于是向上司建议让我去欧洲这个未开拓的市场试试。上司说可以考虑，我当天就飞到伦敦，一手开创了高盛的欧洲业务。”这位刚四十岁就跻身高盛最高决策层的欧、亚业务主管颇为自豪地说。他突然话锋一转：
“山，你应当去欧洲工作一段时间，这对你今后负责中国业务有好处。”
又要远离祖国？两年前刚从纽约总部调到香港的我心生犹疑。但我知道，这是加速增长自己的专业才干的一个绝佳机会。
“朱副总理到了。”忽然有人来通知。
高盛代表团两辆并排停放的豪华轿车同时开门，“砰”的一声两门相撞，留下一道印痕。看来这些在全球金融市场叱咤风云的投资银行家对这位蜚声中外的副总理的到来也有几分紧张。
代表团成员鱼贯而入，我走在最后面。
阔别十年的院长站在为人们所熟悉的那幅迎客松画屏前，满面笑容地向我伸出了手：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会回来的。”我有些措手不及，赶紧回答。
“我不是责备你。”院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
宾主依次入座，院长继续发问：
“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要付高盛的工资吗？”
“不需要，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我认真地说。
“我们付他钱为你工作。”高盛总裁不愧是一流的投资银行家，在听完翻译后，立即巧妙地补上一句。
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高盛有望获得融资额达四十多亿美元的中国移动海外上市联合主承销权，代表团成员都十分高兴。
临别，院长走到我面前：
“我会叫你回来。”
我郑重地点点头。望着院长为国事操劳略显疲倦的面容，我由衷地补上一句：(www.xing528.com)
“院长多保重！”
两个月后的一个周五下午，清华经济管理学院。
朱院长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同往常一样，院长滔滔不绝，全场气氛热烈。
赵纯均副院长将一个文件袋交给院长：
“李山愿意回来工作。”
里面装有一份利用海外金融人才，以中国银行在香港的投资银行机构（后整合为中银国际）为基础，创办国家投资银行的倡议书。
次日，朱副总理将该函批转中国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和陈元副行长。
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陈元副行长办公室。
“你回去组织一批人，搞一个具体的方案。”陈行长颇为郑重地向我指示。
我穿着为香港回归特意定做的中山装，与家人和朋友们站在窗前，观看从海湾中央发射的欢庆回归的焰火。
香港终于回归了，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欢庆。
回国筹办投资银行的计划没有按期实现，但我相信，这一天快了。
我由衷地笑了，为了香港回归，也为了我自己快实现的归国梦想。
10月初，纽约证券交易所。
中国移动正式挂牌上市，融资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创近年来亚洲之最。
站在喧哗的交易大厅中央，我松了一口气。这几个月实在太累了，除了为上市每周工作一百多个小时外，还得秘密联络组织分布在香港、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和北京的十几位立志回国服务的投资银行家，共同商讨创建国家投资银行的计划。
中国移动在海外上市了，但我们这批留学生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国效力呢？我心中又开始焦虑了。
次日，我被公司调往伦敦，任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
1998年4月4日，英国伦敦。
刚当选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到访，下榻海德公园旁的一家五星级饭店。
妻子和我出席了中国留学生代表与总理的见面会。
《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和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呈送到共和国新总理的手中。
我向总理陈述了创办股份制的国家投资银行的三个理由：
第一，变革经济需要得力的政策工具。邓小平同志曾经通过建立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代表的对外窗口成功实施开放政策，本届政府亦可凭借发展以中国国家投资银行为主力的金融机构加速实现其改革目标。
第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投资银行技术对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核武器技术对一国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必须立即着手发展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有效对付外国投资银行的挑战，阻止其垄断中国资本市场，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三，吸引大批学有所长的留学生回国服务是实施“科教兴国”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经验表明，吸引海外人才回国要有一定的批量，零散的个人常常只能适应环境以求发展，难以开拓局面。国家投资银行的成立将吸引成批金融人才回国，并必将对其他专业的留学生学成回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我相信我能说服总理。
回家的路上，我对妻子认真地说：“谢谢！”
妻子慷慨地把我交给了国家。
事情发展的速度出乎我的预料。几天后，新到任国家开发银行的陈元行长在电话中告诉我总理有指示，希望我立即回国面谈。
4月16日，我飞抵北京，径直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办公室。
“总理在国务院办公会上宣布，决定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办成国际水平的投资银行。”陈行长十分愉快地告诉我。
我原计划两天后返回伦敦，但这时我知道必须立即向公司辞职，留下来参加筹备工作，义无反顾。
我给高盛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的语音信箱留言，告诉他们我请求辞职，希望他们理解和支持，并暂为保密，容我等一些日子再回公司办理离职手续。
“我为你感到骄傲！”公司总裁鲍尔森很快回话了，他很清楚这一事件的商业意义。成功组建国家投资银行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业的竞争格局，高盛公司不可忽视这一潜在的竞争者和合作伙伴。
几天后，我首次出席了开发银行的行务会议。陈元行长向在座的行领导介绍：“这是镕基总理给我们介绍来的李山。”
会后成立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陈元行长亲自担任组长，我出任副组长。
筹备组成员除了开发银行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有两位随我从美国一流投资银行辞职归来的留学生。一位是我的同事，高盛公司亚洲股票资本市场部执行董事王兟先生。他曾对国家投资银行的筹建草案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在纽约听到批准筹备的消息后飞来北京参加工作。另一位是摩根士丹利公司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汪潮涌先生，他也立即辞职加入了筹备组。
筹备工作立即开始了。
工作非常紧张，大家都希望早日完成机构申报工作，尽快开始业务工作。
我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水准的与传统的国营金融机构不同的新投资银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由具有海外资深工作经验的金融人才主导经营管理，通过他们带回现代投资银行的技术、管理和企业文化。人才是投资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但要吸引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国家投资银行的经营模式（包括内部管理体制、激励机制、财务制度及人事制度等）都必须遵循国际投资银行业的标准。
这些理念得到了筹备组的支持。
6月5日，经陈元行长签发的《国家开发银行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的请示》正式呈送国务院。
在外国投资银行工作的二十多名留学生郑重向国家承诺：“一旦国家批准按国际标准成立国金公司，我们将辞去现有职务回国，全心投入国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
大家充满了希望，随时准备回国服务。
6月15日，华尔街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称雄全球资本市场的高盛公司宣布公开上市计划。报章披露，这意味着公司的资深投资银行家们平均将获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高盛股份。
同日，我飞抵香港，前往高盛亚洲总部，准备在正式辞呈上签字。
提起笔，想起一句话“富贵不能淫”，又一转念，“千金散尽还复来”。
我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8月的一个周六，下午6时。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
我走进大厅，准备和华尔街的传奇式人物、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总裁John Meriwether先生共进晚餐。
手机响了，电话从日本东京打来：
“很抱歉，公司内部出了紧急情况，我们不得不提前离开北京。”
事后得知，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大风暴这一天吹垮了这家神话般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开始担忧起我们的筹备工作的命运来了。
果然，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筹备工作陷入半停顿状态。我无所事事，又操起经济学家的旧业，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身份发表文章。
电视里洪水铺天盖地，灾害严重。
我赶紧写了一篇文章，谈洪水对当前内需不足的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送呈总理参考。该文很快批转到国家计委。香港的《南华早报》《信报》刊登了全文，国内的宣传口径也改变了。最后我自己也到中央电视台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一起现身说法。
不久，《亚洲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华尔街日报》先后发表我和香港科技大学朱天教授合写的专文，对中国金融改革建言，倡议国家注资冲销国有银行坏账，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以建立良好的银行治理机制。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师、时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哈特教授从报上见到了这篇文章，在电话中告诉我写得很好。我感到获得了最大的褒奖。
仍是闲得发慌。
柳暗花明。
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并购中国投资银行，将其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分支机构改设为开发银行的分行。国内外新闻媒体据此推测开发银行即将大张旗鼓地进军资本市场，开展投资银行业务。
筹备组成员举杯庆贺。
我醉了。
高兴得早了一点。
1999年初，全国人大颁发了中国第一部《证券法》，明文规定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经营。国家开发银行定位不明确，投资银行筹备工作搁浅。
4月，电视机里出现了我学习生活过五年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园。
访美的朱镕基总理发表讲话。
总理欢迎留学生回国服务。
留学生们激动、兴奋的面孔。
我陷入了沉思：
不改革现有的体制，海外回国的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吗？
如果不能，有多少真正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愿意回国？
1999年6月，英国剑桥大学。
妻子和我漫步在绿草如茵的校园。
突然想起了徐志摩在这儿写的那首《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
我眼眶湿润了。
我也应该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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