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规划发展启示和政策建议

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并正式将“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郭清，2016）。而因流动人口数目众多，其身心健康对实现健康中国意义重大。众多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研究证实可以通过改善流动人口在流入的社会环境来提高其心理健康，并进一步促进整个城乡的健康稳定发展。

“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ctics）理论提出城市是社会与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空间不但是社会活动的产物，也会塑造社会，城市空间所具有的公共性使得其成为社会交往的基础。流动人口通过选择最满足其需要的空间场所完成迁移过程，并付出一定的迁移成本，这种迁移成本不仅包括经济成本，也包括社会成本。流动人口从流出地进入流入地面临原有社会网络破碎、新社会关系重建的挑战，因此其对城市空间的使用价值，尤其是集聚人群促进社会交往的功能的依赖度较高（刘佳燕，2006）。

在这种背景下，众多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出了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等融入社会有关因素。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6）》将社会包容问题作为国际城市十大关注点之一。王培安（2015）指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实现经济新常态和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抓手。王桂新和王利民（2008）提出应当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作为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任远和乔楠（2010）认为社会融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自然性社会融合和干预性社会融合，一方面随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和就业，其会产生自发性的社会融合，另一方面来自政府的导向型的干预会在很大程度上加速或者实现融合，而关于后者的研究较少。

而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规划工作的本质是特定社会条件下，应对当时当地社会需求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张庭伟，2006）。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对物质性设施包括医院、学校等，和非物质性要素比如环境质量和犯罪等进行再分配，从而提高社会效益，实现地域公正（刘佳燕，2006）。虞蔚（1986）提出城市是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结合，是人和地规划的均衡，人的规划是指社会空间的规划，而地的规划则指物质空间的规划。在城市规划中，规划者往往从社区层面对社会空间进行规划，比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提出通过构建多元融合的15分钟生活圈来促进各类人群间的社会融合，又比如美国LEED-ND评估指标体系中将“社区发展和公众参与”作为衡量社区质量的指标之一。

本章在对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多地区流动人口融入社会有关因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空间规划发展启示和政策建议：

（1）区域和城市空间层次。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建立良好社会联系和文化适应状态来改善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区域差异。

本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呈现区域不平等现象，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有着显著最优的心理健康平均水平。并且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以省内流动为主，而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则以跨省流动为主。但当统计模型控制了流动人口的本地社会联系或文化适应状态后，流动人口流出地所属经济区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不再显著，这意味着可以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建立良好的社会联系和文化适应状态来改善远距离流动带给流动人口的消极心理健康影响作用。

城市规划可以通过增加不同社会经济类型人群的空间交互（spatial interaction）来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联系，包括提高建设用地功能复合度（Nabil，Eldayem，2015）、增加公共绿地（Krellenberg，Welz，Reyes-Päcke，2014；Barton，Pretty，2010；Berg，Maas，Verheij，et al.，2010）、改善街道步行性（Leyden，2003）等方式，比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提出可以通过鼓励社区农场、屋顶菜园建设等方式来提高社区活力，并促进社会交往。(www.xing528.com)

（2）社区空间层次。首先，应关注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环境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农村社区。其次，应关注社区的邻里构成多样性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

通过对流动人口居住社区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大量流动人口（28.19%）居住在农村社区。实证模型结果显示在农村社区居住的流动人口有着显著更差的心理健康水平，这种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作用在控制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联系、文化适应状态、社会经济属性和流动特征后依旧显著。类似的社区间健康水平不平等现象也发生在纽约，OneNYC2050（纽约市战略规划2050）通过对纽约市不同社区居民寿命进行分析，发现人们居住的不同社区决定了人们的不同寿命。为此，纽约市政府提出一个MetroPlus的医疗项目，并旨在为社区居民提供平价的心理健康服务和健康行为奖励服务等，并将75%的受资助临床医生安排在心理健康保健短缺区域工作。而对中国流动人口而言，部分研究指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会选择居住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区域（曹子玮，2003），这种区域不仅仅是流动人口空间上的起步区，也是其社会生活的起步区（刘佳燕，2006）。但受剥夺社区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Fone，Dunstan，Lloyd，et al.，2007；Reijneveld，Schene，1998）。

城市规划可以通过指标控制的方式来减弱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差异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健康指标是对人们健康水平的一种定量测量方式，可以帮助社区确定如何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并减少弱势群体健康不均等问题（普蕾米拉·韦伯斯特，丹尼丝·桑德森，徐望悦，等，2016）。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项目办公室提出的健康城市指标体系，囊括健康、健康服务、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等多个方面，并将基层医生服务的居民数作为主要指标之一。

此外通过城市规划改善社区建成环境也是提升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重要方式之一，社区的土地使用混合度、交通系统、商业服务（比如商店、银行、健康设施）、公共设施（社区图书馆、公共空间）和住房都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Schulz，Northridge，2004）。

（3）住房空间层次。增加社区住房户型多样性和可负担性，关注社区的邻里构成多样性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倾向于居住在住房开销低和流动人口聚集的地区（曹子玮，2003）。本研究数据结果显示，住房类型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并无显著影响作用，而社区邻里类型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43.46%的流动人口邻居主要为外地人，但实证模型结果显示相较于邻居主要为外地人的流动人口，邻居本地人和外地人数量差不多的流动人口有着显著更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通过增加社区住房户型多样性和可负担性，城市规划可以提高社区邻里构成的多样性，并进一步提高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比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提出通过提供不同住房类型的混合布局可以促进不同类型居民的社会交往，从而提高社区邻里构成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