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关于如何测量社会融合进行了众多模型验证，但仍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结构维度和测量指标（余运江，高向东，郭庆，2012）。本章主要采用周皓（2012）提出的社会融合测量体系，从定居／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同化／身份认同五个方面测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表7-1）。
表7-1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变量处理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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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融合方面，家庭平均月收入（周皓，2012）和工作状况被用来作为衡量指标，具体问题为“您家在本地平均每月总收入为多少”，并对流动人口的回答进行对数化处理。关于工作状况的问题为“您今年‘五一’节前一周（问卷调查日期为2014年5月）是否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包括家庭或个体经营）”，根据受访者回答编码为虚拟变量，有工作编码为1，无工作编码为0。
在文化适应方面，众多研究从移民对流入地主流文化的接触和参与程度以及对家乡文化的保持程度两个维度来测量移民的文化适应程度（程菲，李树茁，悦中山，2015；Gui，Berry，Zheng，2012；Berry，1980；Berry，Kim，Minde，et al.，1987b）。本章的主流文化参与程度采用自评文化认可程度量表测量，该量表通过分别测量“卫生习惯”“衣着打扮”“教育理念或养老观念”“社会问题”四个方面来对比受访者家乡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差异程度，根据回答从“非常同意有较大差异”到“非常不同意有较大差异”分别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流动人口和主流文化认可程度越高。家乡文化保持程度采用家乡文化保持程度量表（Zagefka，Brown，2002；悦中山，2011），该量表包含四个方面内容，分别为“遵守家乡的风俗（比如婚、丧、嫁、娶的风俗）”“按照家乡的习惯办事”“我的孩子应该学会说家乡话”“保持家乡的生活方式（如饮食习惯）”对受访者的重要程度，根据受访者对“遵守家乡文化比较重要”的同意程度，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流动人口的家乡文化保持程度越高。
在社会适应方面，自评受歧视程度（任远，乔楠，2010；周皓，2012）被用来作为衡量指标，受访者根据自身情况回答对三种社会歧视的同意程度，比如“我感觉本地人不愿与我做邻居”，根据受访者的回答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赋值1～4分，分值越高代表受歧视程度越高。
在结构融合方面，我们使用社会活动参与程度（Rose，Joe，Shields，et al.，2014；余运江，高向东，郭庆，2012）和社会组织参与程度来衡量。已有文献证实参与社会活动和扩展社会网络对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十分重要（Eide，Røysamb，2002），受访者被问及2013年是否在本地（流入地）参加六种社会活动（比如社区文体活动等）和三种社会组织（比如工会等）。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对流动人口社会活动参与数量和社会组织参加数量进行分别加和，数值越大表示流动人口社会活动参与程度和社会组织参与程度越大。
在同化／身份认同方面，我们采用社会距离（悦中山，2011；邬民乐，2009）作为衡量指标。社会距离被认为是研究社会融合的一个良好的分析视角以及潜变量，根据行动主体是否愿意与其他人或者其他社会群体交往，从而测量社会成员之间的距离。本次问卷调查中共采用五个指标衡量社会距离，比如“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我愿意与本地人共同居住在一个街区（社区）”，根据受访者的回答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赋值1～4分，得分越高意味着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www.xing528.com)
在经济融合方面，结果显示虽然超过90%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有固定工作，但其家庭平均月收入仍然较低，超过50%的流动人口在本地家庭平均月收入少于5 000元。在文化适应方面，流动人口和流入地主流文化差异程度较低，同时大部分流动人口仍较大程度保留家乡文化。在社会适应方面，流动人口自评受歧视程度较低。在结构融合方面，流动人口本地亲属较少，且流动人口在本地社会活动参与程度较低。在同化／身份认同方面，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较小，表现出较高的交往意愿（表7-2）。
表7-2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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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合较好，但在流入地的社会活动参与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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