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文化适应没有一种确切的测量方法（Zane，Mak，2003），在众多移民文化适应与心理健康的实证分析中，大部分研究者会基于Berry的双向模型，从个体的文化态度和行为偏好两方面，具体包括对主流文化的接触和参与程度以及对家乡文化的保持程度两个维度来测量移民的文化适应程度（J.W.Berry，Kim，Minde et al.，1987a；J.W.Berry，1980；程菲，李树茁，悦中山，2015；Gui，Berry，Zheng，2012）。
本章的主流文化差异程度采用自评文化差异程度量表测量，该量表通过分别测量“卫生习惯差异”“衣着打扮差异”“教育理念或养老观念”“社会问题”来对比受访者家乡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差异程度，根据回答从“非常同意有较大差异”到“非常不同意有较大差异”分别赋值1～5分，量表信度为0.87。家乡文化保持程度采用家乡文化保持程度量表（Zagefka，Brown，2002；悦中山，2011），该量表包含四个方面内容：“遵守家乡的风俗（比如婚、丧、嫁、娶的风俗）”“按照家乡的习惯办事”“我的孩子应该学会说家乡话”“保持家乡的生活方式（如饮食习惯）”。对受访者的重要程度，根据受访者对“遵守家乡文化比较重要”的同意程度，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5分，量表信度为0.80（表6-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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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和流入地主流文化差异程度较低，差异主要在教育理念、养老观念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上，同时大部分流动人口仍较大程度保留家乡文化，尤其是在遵守家乡的风俗方面（表6-2）。
表6-2 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状态描述性统计(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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