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影响：流动人口心理健康

社会联系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心理健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Berkman，Glass，Brissette，et al.，2000；Barnett，Gotlib，1988；Seeman，1996），但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社会联系也会潜在地增加心理压力，降低人们的幸福感（Barnett，Gotlib，1988；Gargiulo，Benassi，2000）。社会联系对心理健康影响作用的理论基础假设主要来自Cohen和Wills在1985年提出的主效力模型（Main Effect Model）和压力缓冲模型（Stress-Buffering Model）（Cohen，Wills，1985；Kawachi，Berkman，2001）。其中，主效力模型认为，社会联系对心理健康有直接作用，例如Jin，Wen，Fan等（2012）证实流动人口的社会联系对其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作用，并且不同种类的社会联系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而压力缓冲模型认为，社会联系通过减少压力对心理健康的负面作用从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比如Cheung（2014）在对广州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研究中综合考虑了社会压力和社会联系对心理健康的作用，并发现对农民工和城市人口而言，社会联系通过调节社会压力对心理健康产生的间接影响作用并不相同。这两种影响作用并不是完全互斥的，结构型社会联系（structural social ties）以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等为代表，指人的社会关系网，并侧重于关系网的结构要素，比如关系类型和关系持续时长等（Umberson，Montez，2010）。功能型社会联系（functional social ties）以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等为代表，指基于人的社会关系网所带来的资本或支持等，并侧重于关系网的质量。结构型社会联系对心理健康有着直接影响作用，通常一个人的朋友越多，其心理健康就越好；而功能型社会联系则往往通过缓解人们感受到的压力来间接影响心理健康（Kawachi，Berkman，2001）。

Thoits（2011）将社会联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进一步细分为七种，国内外学者对其中部分影响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

（1）社会影响／社会比较（social influence／social comparison）。社会影响是指社会网络中的个体之间会产生互相影响（Marsden，Friedkin，1994），社会比较则是指人们通过和自己选取的参照组进行比较，从而获得行为指导（Berkman，Glass，Brissette，et al.，2000）。众多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当选取不同的参照组时，社会联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同，比如Jin，Wen，Fan等（2012）研究发现，当流动人口选取本地人作为其社会比较的参照组时会为其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而当他们选取家乡人作为参照时，由于流动人口往往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基于家乡联系的社会比较会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2）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社会控制意味着社会网络成员试图鼓励、劝导、提醒或者促使他人去适应或者遵守健康行为。

（3）行为的导则、目的和意义［role-based purpose and meaning（mattering）］。社会联系代表着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角色关系，比如夫妻、父子、医患、朋友关系，并伴随着互惠的权利和义务。Umberson（1987）通过实证证实社会联系可以通过此路径为人们提供其在社会联系中的社会角色的行为导则、生活目的和意义，并提升心理幸福感。

（4）自我评估（self-esteem）。自我评估在个人社会联系／角色关系的数量、种类和心理健康间起到调节作用，自我评估很多时候来自社会比较的结果，但又不囿于社会比较，人们也可以通过观察其他人眼中的自己来获得行为反馈和自我评估（Cooley，1902）。低自我评估会导致很多心理健康问题，比如抑郁、自杀、不规则饮食和焦虑，而高自我评估则可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并帮助其抵抗很多消极影响（Mann，Hosman，Schaalma，et al.，2004）。

（5）控制力（sense of control）。当人们面对压力或者挑战时，控制力可以增强人们对自己应对能力的信心，并因此减少焦虑和抑郁（Mirowsky，Ross，2003）。Moradi和Hasan（2004）通过实证证实控制力会在自评受歧视程度和自我评估之间起到完全调节作用，而在自评受歧视程度和心理健康之间起到部分调节作用。(www.xing528.com)

（6）归属感和伴侣关系（belonging and companionship）。归属感产生于人们和社区或者社会团体之间的社会联系，意味着一个人得到他所在团体成员的接受和包容（Jr，2000），其基于归属感的社会联系往往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并对心理健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Thoits，2011；Lin，Ye，Ensel，1999）。伴侣关系（一般为婚姻）可以为人们提供很多积极影响，并相应地提升心理幸福感（Rook，Underwood，2000），相反的，缺少伴侣关系的人容易产生孤独感，这会导致抑郁、焦虑，损害心理健康（Cacioppo，Hawkley，Crawford，et al.，2002）。

（7）感知社会支持（perceived support availability）。感知社会支持为人们实际感受到的来自社会网络成员的情感、信息和物质支持。Vinokur和Van Ryn（1993）的研究证实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小、亲密关系少、社会支持少，都会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Kawachi，Berkman，2001）。

尽管已有学者对高收入国家居民的社会联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做过一定的研究，但是不同国家居民的社会联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是否相同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不同于西方国家，一方面中国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重新建立社会联系，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等相关因素的制约作用，流动人口大多将核心亲属（配偶或子女）留在家乡（Jin，Wen，Fan，et al.，2012；Guarnaccia，Martinez，Acosta，2005）。因此，本地社会联系和家乡社会联系同时作用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已有研究发现，城市因素也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人们当时所处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以及历史文脉都会影响其生活条件（Allen，2014），并且使其生活期望产生变化（Marmot，Allen，Bell，et al.，2012），从而进一步影响其社会联系和心理健康。国内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联系与心理健康的研究样本多为一座城市或者几个社区，缺少较大样本（胡宓，2012），并较多关注特定族群比如流动儿童（Sun，Chen，Chan，2016），流动青少年（Cheung，2013），移民老年人（李珊，于戈，2012；刘颂，2007），等等。

因此，本章拟从本地社会联系和家乡社会联系两个维度研究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并且将流动人口在区域、城市、社区和住房等四个空间层级上的流动特征纳入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