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众传媒热闹地导演着“慢生活”的剧目。他们宣扬起什么“安安稳稳”、“宽松舒适”、“逍遥自在”、“有余裕”、“轻松愉快”,还有各种给人以“生态生活(ecological life)”印象的词句,比如“绿色的”、“森林环绕的”、“有利于环保的”等等。大企业们纷纷扑向了环保教育、生态旅游、户外运动、慢食(slow food)等诱人的概念;在此,“慢”与“生态主义”被经营成了一种商品。汽车产业一面开发着混合动力型汽车,一面向成员数越来越少的家庭,大肆兜售着大型RV汽车(电视广告上说,这车会让“爸爸看起来好出色喔!”)。不要被他们骗了。为大众传媒、大企业口中之“慢生活”提供支持的,是依然如故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式“快速经济(fast economy)”。能够将美国式“富裕宽松的郊外生活与周末户外运动”支撑下去的,正是现今由小布什提出的显赫一时的计划——“从现在起20年间,每周新建成一到两座发电站”。
如此这般,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中所谓“文化”的萧索现状。我们丢掉了将文化作为一件“外在事物”来构想的能力;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难道不是再次找回这种能力吗?我们重新构想的文化,是这样的:虽然看起来好似存在于在国家内部,可它也同时存在于国家的构成之外;虽然看来似乎被吞没于资本主义之中,但同时也存在于货币经济及自由竞争主义之外——那是一种立足于国家或资本所规定的时空框架之外的文化。
现在,人们变得一提到文化,就只能将其想象为从主流世界的逸脱了,对不对?这样说来的话,所谓文化人类学,也许的确该被算作是关于逸脱的研究了。
从最初开始就并未与主流社会发生联系(plug)的人们,还有从主流社会中逸脱出来(unplugged)的人们,以及与主流渐行渐远的人们,举例来说的话,他们的形象可能是长期逃学者、“掉队者”、辞职后脱离商界的公司职员、残疾人、嬉皮士、地方自治、区域货币、社区花园、大坝建设的反对派、脱离核电运动、草根能源运动或节能运动;时至今日仍然分散于世界各地的诸多原住民族;被称为最后的移动型狩猎采集民族的,居住于亚马逊与砂拉越的人们;还有在漫长的历史中存在过或存在着的许多民族、部落、少数民族等等。这每一个形象,都能为人们带来一些关于“我等之逸脱”的启示。
道格拉斯·拉米斯[2](Douglas Lummis)写了一本书,名叫《难道没有经济增长,我们就不能富裕起来吗?(経済成長がなければ私たちは豊かになれないのだろうか)》。在书中,他将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一如既往地信奉着经济至上主义,并随着消费动向时喜时忧的我们的姿态,比喻为泰坦尼克号上的水手。我们身处一条向着冰山迅猛冲刺的船中,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迟早会撞上冰山;可即便如此,人们却总也不能将其当成一种“现实性”状况加以理解。如果有人喊“会撞上冰山呀!”,那么其他人就会奚落他说“你怎么还在说这个,早就听腻了”。人们觉得主张“停下引擎!”的人,是缺乏常识的、非现实主义的,谁也不会对其加以理睬。在这种情形之下,泰坦尼克号这条大船,就成了唯一的现实。为什么人们没能让引擎停下?因为,人们总想着“之所以造出泰坦尼克号这条船,就是为了向前推进。如果不向前推进,那么所有人都将丢掉工作;而且大家也会变得不知如何是好”。换言之,人们认为向前推进这件事,才是“泰坦尼克号的本质”。
除了不断前进之外,别无他法。实际上,这种“泰坦尼克式现实主义”正掌控着全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船舵。而且,它还在不断发出“全速前进!”的命令,“不要减速!”、“再快一点!”这样。
除了前进之外别无他法的“进化主义”,得到了人们狂热的信仰。它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宗教了。因为这种狂热,每年至少有多达25000种的物种走向灭绝。有研究指出,生物进化需要花掉至少500万年的时间,才能填补上这个灭绝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开出的大洞。可以说,这种简直令人晕倒的“迟缓”,才正是进化的本质。因此,在我们讲述人类的历史时,应当更加慎重、节制地使用“进化”之类的词语才对。
同样,诸如“发展”呀“开发”呀“进步”等等,也都是些相当危险的词语。人类,被当作“智人(homo sapiens)”。换言之,人类作为有智慧的动物,被赋予了能够预测自己之行动所引发后果的能力。可是,只要看一看20世纪科学技术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新技术的发明会引起怎样的后果这方面,我们所有预测能力之拙劣,简直是显而易见的。而传统社会中的生活技艺,则有着在数百年、上千年缓慢的摸索过程中,一点一点慎重地打磨至此的历史。那种迟缓,正是扎根于文化本质的迟缓。(www.xing528.com)
即便如此,拉米斯却仍未将诸如“发展”或“进步”等难对付的词语抛弃。相反,他姑且将这些词汇沿用了下来,并以此为基础提倡出新的概念。与现在的“发展”相对,他提出了“抗衡发展”,并用“减法的进步”来替换现有的“加法的进步”。
比如,技术层面的“进步”。我们越来越依赖机械技术,变成了技术的从属品;其结果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能力萎缩了,人与人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联系,变成了一种更加狭隘、浅薄、局促的事物。如果没有这种机械,这件事就做不了;少了那种机械,那件事就做不成,如此这般。于是拉米斯说,试着将东西一点点减少;与此同时,变成一个即使没有这些身外之物,也能泰然处之的人,又会如何呢?减掉那些代替人类能力的机械,增加那些有助于人类能力增长的工具。不是点亮电视机,然后观看“文化”;而是在自己的家居里创造文化。换言之,试着将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即享受靠自力生活的能力——找回来。
倡导生活简朴化或节约的“减法”,也许在那些彻底习惯于经济增长这种“加法”的人看来,会显得既消极,又倒退。不过对拉米斯来说,这些减法,正是试图帮人类找到本来的快乐与富裕的积极向上的思考方式。他还提议,人们不妨将“时间就是金钱”翻转过来,变成“金钱就是时间”。换言之,他提倡到,停止过去那种一味将时间换成金钱的生活方式吧!即使会让金钱减少一些,也请找回那宽松舒畅的、与人类相称的时间吧。
的确,与人类相称的时间和节律,应该是存在于世的。它本来就应该是一种宽松而舒缓的事物。说起来,这种时间,不正是被我们称作文化的东西吗?
《广告克星(Adbusters)》这本对广告加以批判与讽刺的加拿大杂志,在其宣传标语中这样写道:“经济学家应该去学学减法(Economists Must Learn to Subtract)”。不过我觉得,人类学者看来也有必要练习一下减法了。不,其实我们这些所谓“发达国家”的人,人人都应该练习练习了。美国作家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说道:所有人做减法的能力都被夺走了,这简直就像遗传学上所说的变异一般。
减法练习。长田弘在其诗作《诗人之死》中写道:“与做了什么无关。人们在意的是,尚未做过的事情”。作家圣-埃克絮佩里(Saint-Exupéry)亦曾说过这样的话:“与其说完美,指的是无需添加任何东西的状态,不如说它是已经无法去除任何东西的状态。”道格拉斯·法尔,这位环保活动家、工程师,也教给我一句含有双重意义的英语表达:“Nothing is worth it。”这句话,在“才没有什么是有价值的”这般否定的、虚无主义式意义的背后,潜藏着“空无一物,才是价值所在”这般肯定的意义。舒马赫在《小即是美》当中指出,能用更少的消费,获得更大满足的,才是真正的经济学。还有,认为损之又损,最后就能到达无为这一自由境界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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