鹫田指出，“恐慌身体（panic body）”这一身体层面的危机，集中体现在饮食与性，这“两个人的自然位相”上。
研究发现，在从日本地方迁移到东京度过独居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人都曾经历过厌食症或暴食症的困扰。鹫田的书中介绍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位有类似经验的女性，在回顾她的暴食症时说道，该症状是由“饮食计划性”的缺失而引起的。此外，鹫田又举出了几个例子，如：婴儿在感到自己并未被爱着之时，可能会拒绝饮用其生命赖以维持的乳汁；还有，平时行动极其迟缓的精神病患者，可能会以可怕的速度进食等等。然后鹫田写道：“当人们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或亲切感时，饮食生活也会随之崩盘”。【《发出悲鸣的身体（悲鳴をあげる身体）》】
关于人类的性，岸田秀[4]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的“本能遭到了破坏”。鹫田效仿这一观点，指出存在于人类之中的“自然”，“在很久以前就毁坏了”。他们认为，正是为了修缮、填补这个“毁坏”的部分，人们才创出了文化。
暂且不提“毁坏了的自然”这个表达。很明显，人类拥有并未被先天性因素所决定的巨大“余地”；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能成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文化性存在。一直以来，文化人类学向我们展现的世界文化之多样性，就是对其最好的证明。如此看来，人类的饮食生活与性生活，就与其他动物围绕食与性所展开的行动，有本质不同了。对人类来说，饮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长、代谢需要而进行的营养摄取行为；而性行为，也不仅是单纯的繁殖行为。
一切文化中的食与性，都被包围在各种规范、礼仪、价值观或神话中。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饮食计划性”。那其中体现着独特的审美观、礼仪或身体技术，每一种“计划性”都拥有自己的步调、时机、节律和风格。即使这些行为是由一人独自进行的，它仍然在本质上拥有集团性和共通性。我自己的饮食生活与性生活，正体现着我与共同体中其他人的关系，以及自然界中种种关系的存在形式。
共同生活的核心是共同进餐。可以说，无论哪个文化都很讲究“有人性的饮食方式”，而共餐则正是它的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家人每天聚在一起进餐的习惯面临着瓦解。可即便如此，我们却仍能看到人们表现出对饮食共同性的执着，比如：聚餐，午餐会，联欢晚宴，“吃同一锅饭的好哥们”，约会时的用餐等等。另一方面，最近日本电视上播出的所谓综艺节目中，看谁吃得最多或看谁吃得最快的比赛越来越多了。这反而更能让人体会到共同进餐文化的衰落。
绪方正人，一位渔民，通过水俣病事件整理出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他说，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危机，首先是“生命记忆”逐步丧失的问题。他认为，本来，饮食活动就意味着生命的交换。饮食即杀生。我们只有夺取其他生物的生命，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命；人人不过是自然界食物链的一环而已。作为渔民的绪方，长久以来每天都身临杀生之地。而他发现，现代文明却试图将人们尽可能远地，从这个地方隔绝开来。然后，人们离开杀戮之地越远，关于生命的记忆就变得越稀薄。
就像教育家鸟山敏子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日本的孩子们大都认为，食物全都是从超市里变出来的。甚至有的孩子们提到“鱼”，就只能想象出盛放在塑料盘子中，裹着保鲜膜的切块鱼肉的样子。关于这超市，绪方作出了以下评述：
“我们这些人类，每人都或多或少地偷着东西，不是吗？……超市之类的地方，就相当于强盗们的分配中心，钱大概就是那里像通行证一般的东西吧。我们从那里弄出多得根本拿不走，多得冰箱里放不下，只能眼睁睁任其腐烂的东西，然后把它们提回家，若无其事地说着‘反正已经交过钱了’。”【《划动黄泉之舟（常世の舟を漕ぎて）》】
“进食”行为，曾经被包裹在畏惧与战栗中，还有感谢与欢跃随之而来。可现在，这些应有的感情全部消失，只剩下了人们若无其事的脸。将大自然视为一种资源，连拥有生命的个体都被置换为货币式的价值——在这样的经济构造中，饮食文化似乎变得越来越细弱了。(www.xing528.com)
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围绕饮食产生的这种种危机，都与厌食症或暴食症等现代病有着深刻联系。
而另一面，鹫田清一说，性，也“萎缩着，受到了伤害”。
“性，是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身体上最浓密的交通。围绕着这一中心的，还有父母与儿女间亲密的相互接触，甚至人们与自己的身体间发生的多重而深厚的关系。一直以来，这些关系互相交叉，构成着这个名为家庭的、由复数身体融合而成的特异空间。”（《悲鸣着的身体》）
可现代的性行为，却有将这种浓密的交流预先排除于外的倾向。大众媒体上日益充斥的“欲乐信息”，反而表明了一个事实：人们在无法与伴侣分享“快乐”的状态下，“只有持续的饥渴感与不满足感，确实地日渐膨胀开来而已”。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出了一个名为“关系身体性[5]”的词语。身体这一物件，并非孤立存在。换言之，本来，这个具有共同性的、富有感情色彩与表现力的身体，只能存在于相互的关系之中。可以说，交流、沟通，就是身体的本质。所谓性爱，应该正是充满“关系身体性”的身体，得以集中表现的舞台。
可在我们身处的时代，性爱却被蒙上了攻击性与暴力的阴影。这里有一系列可以象征它的词汇——性骚扰、性暴力、跟踪狂、性冷淡现象、“援助交际[6]”、儿童色情等。在这些词汇的背后，我们仿佛能看到被从文化框架中分离出来的“每一种性爱，以及每一代人，都在尚未找到能够共享的故事之前，就将‘性’作为一个问题赤裸裸地摆在面前，加以接触了”（鹫田）。在信息泛滥而成的大洋中，“性”作为一种观念膨大起来，眼看就要溺毙了。
这就是鹫田所说的“恐慌身体”。换言之，它意味着人们的身体失去了本该拥有的“松弛、动摇”或“空隙”，因此变得不能“斟酌”与“通融”，“变得硬邦邦”了。与“恐慌身体”相对应，还有另外一种身体。它将再次回归于“松弛”、“动摇”或“空隙”，让人们得以想起与他人身体交通或接触时产生的舒适感。我想将此称为“慢身体（slow body）”。如果身体是一件为了让人们拥有它、管理它、支配它而存在的东西，那么“松弛”、“动摇”或“空隙”等等，恐怕只能成为妨碍吧。与从他人那里明确地区分开来，被隔离的“单体”身体相比，人们会觉得“关系性身体”，这种仿佛与他人互相渗透在一起的身体，是不适于拥有与管理的、效率低下的、最麻烦的。它实在是“慢”的。
可是想一想就会明白，比如爱，比如恋情、友情、同情等等这些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本来都是效率低下的；它们都具有亲密人际关系所特有的麻烦、累赘、琐碎的一面。可这种麻烦，才正是伴随着恋情、友情、同情等感情而来的，欢喜与快乐之源泉。“快餐式爱情”是一种语言矛盾——因为爱情，实质上就是“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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